25年孙中山病逝，李大钊作最长挽联表达敬意，李称中山主义万岁！

1925年3月12日，北京，孙中山病逝的消息传出后，李大钊久久没有落笔。两人相识不过数年，却共同推动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让各自立场不同的革命力量，走到了一起。

这段关系并非始于私人交往，而是始于对中国处境的共同判断。孙中山看到旧式政党组织松散、内部派系林立，李大钊则在十月革命后思考如何把新的革命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双方都明白，单凭一派力量，很难改变军阀割据和列强压迫的局面。

1922年夏，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这场变故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有人追随革命理想，也有人把政党当作谋取地位的工具。改组，不再是枝节问题，而成了关系政党存亡的大事。

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意见并不一致，争论一度十分激烈。李大钊没有简单站在任何一方，而是努力说明，合作不等于放弃自身立场，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反对军阀、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力量。

会议之后，李大钊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上海，会见孙中山。这是两人的首次正式会谈。孙中山在住所接待了他，双方连续交谈数日，话题从俄国革命谈到中国政局，也谈到国民党怎样重新组织、怎样吸收真正愿意做事的人。

孙中山曾希望李大钊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李大钊有顾虑，表示自己已经是共产国际方面的党员，身份问题不易处理。孙中山的回答很直接：“不妨碍，可以同时做事。”这番话并不是要李大钊改变信仰，而是承认合作可以建立在共同目标之上。

在孙中山亲自介绍下，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人也相继采取类似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加入并非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并入国民党，而是后来所说的党内合作形式。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上海国民党骨干商谈党务改进，公开说明改组的必要。他认为，一个政党若只靠旧有班底维持，便容易失去活力；只有吸收工人、农民以及真正具有革命意志的人，才可能重新承担政治使命。

阻力很快出现。1923年，国民党右派人物邓泽如等人联名反对改组，并指责共产党参与其中。孙中山没有退让，反而多次解释联俄、联共的意义。他曾对反对者说，既然不赞成改组，完全可以退出国民党；这句话，足以看出他当时推动改革的决心。

宋庆龄也曾不理解，为何一定要让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孙中山向她分析党内状况，说国民党中既有真正为理想奋斗的人，也有把党当作升官工具的人。他认为，旧组织若不注入新的力量，便会在内部消耗中衰败。这个判断，正是他支持合作的现实依据。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出席会议，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成员，并代表共产党方面阐述合作意见。有人质疑他既是共产党领导人，又参加国民党大会，究竟应当遵守哪一套要求。

李大钊没有回避。他说明自己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非两个政党合并，更不是在国民党内部另立组织。他参加改组，是为了推动共同革命目标，而不是借此谋求个人利益。孙中山支持这一立场，并在大会上重新阐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

1月30日，大会闭幕，李大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和李大钊之间的合作，由个人会谈落实到组织决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形成。它并非一纸空文，而是体现在政党改组、干部培养和群众动员等具体事务之中。

1924年10月，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孙中山当时身体已经欠佳，仍于11月离开广州，辗转抵达北京。到京后病情加重，经过治疗仍未能好转。病中，他曾让李大钊协助处理北京国民党的相关事务，这也引起部分国民党人的不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终年58岁。李大钊闻讯后撰写挽联，篇幅在当时悼念文字中极为罕见。联文从广东的历史、民族革命的传统写起，写到孙中山数十年奔走奋斗，也写到工农群众和革命事业的承续责任。

挽联中有这样的句子：“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这里的“建国山斗”，是对孙中山政治贡献的高度评价；“问继起何人”，则不是单纯哀叹，而是在追问革命事业由谁承担。

李大钊后来撰写《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认为孙中山承接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解放思想，也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要求推向新的阶段。他并未把孙中山仅仅看作一个政党领袖，而是将其放在中国民族革命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评价。

1926年11月，李大钊在文章结尾写下：“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中山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这句话表明，在李大钊看来，孙中山的民族革命主张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之间，存在可以合作的现实基础。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在狱中自述里，他回忆了与孙中山交往、合作的经历，并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数日之后，他被奉系军阀杀害，年仅38岁。那副长挽联，也成了两位革命者共同走过一段历史的文字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