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便宜到不敢信！黑龙江老农去俄罗斯种圆葱，第一年就交了学费

2002年春节后，一个黑龙江宾县人带着80多名老乡去了西伯利亚；而他最初把农场办起来，专程回哈尔滨找的，是两位会种西瓜的远亲。

种瓜种菜这种家乡常见的手艺，到了几千公里外，怎么就能带起一拨拨乡亲？把时间放回上世纪90年代，去看宾县人走过的这条路：一片异国农田，究竟要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成为老乡们的一门生计。

这个人姓李，老家是宾县永利村。20岁离家时，父母卖牛凑出2万元，交给他去闯荡。从绥芬河出境，火车坐了5天5夜，他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他起初做卖梨生意，运梨途中却出了交通事故，大半梨被压坏，积蓄也拿去支付司机的医疗费。家里拿出钱让儿子出远门，路到了，生意却得重新找。

他借来朋友的旧自行车，凌晨2点出发，到40公里外的水库贩鱼；也给中国人开的美食城干过通下水道的活。2013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自己曾一天兼3份工，干15个小时。

后来那个让他经营农场的人，正是过去雇过他的美食城老板。1996年，老板想做农业，自己顾不过来，把农场经营交给了他。出国时并没有一座农场等着他，卖梨、贩鱼、做零工之后，他才碰到了转做种植的机会。

他租下90亩废弃耕地，决定种西瓜。接下来的一步，走向了家乡：回哈尔滨，请来两位懂得种瓜的远亲。

看他选人的办法，这门生意的起点就清楚多了。他已经在俄罗斯生活、谋生，接到了经营的活；要把西瓜种出来，还得请会种瓜的人。亲戚关系让人能找到一起，种植经验才让这次结伴有了用途。

这种配合尤其适合从小处起步。没必要等一个人学会所有事情，再独自撑起一座农场。先出去的人找到可以干的活，再到熟悉的人中寻找缺少的手艺，几个人就能围着同一件事开始合作。地和人之间，原本很远的一段距离，被这趟回乡缩短了。

李姓经营者随后扩大租种范围，作物也从西瓜扩到圆葱、马铃薯和大豆。按他2013年讲述的经历，2000年，他曾带着100多万元现金回到永利村。两年后再出发，与他同行的宾县老乡已有80多人。

那次出门，他手上拿的是新签的4.5万亩土地承包合同，租期49年。最初90亩地上请来两名懂西瓜的亲戚，到这一次拿着新合同带队赴俄，农场的规模和同行的人数都变了。从请亲戚来种瓜，到带一支种植队伍出去，经营者身上的事情随之变多了。

生意长到这一步，光会种就不够了。找到地、安排人、把一个种植季过下来，都得有人负责。老乡愿意一起出门，只是开了个头；到了地方，各人的活怎么衔接，才决定这支队伍能不能干下去。

永利村另一位技术员的经历，恰好能把这一步讲明白。

他在家乡已有大棚种植经验，1994年以技术员身份去了俄罗斯。往后，他开始自己谈棚菜合同、筹钱，再回村招工。原先以技术员身份出门，凭的是棚里的技术；等到自己张罗队伍，合同、资金和人手也都成了他的工作。

招工时，他向乡亲承诺，交通、签证、食宿由自己承担。对于准备出门的人，这些安排很实在：光知道远方有地，离能够去干活还早；有人把出行和落脚安排下来，才有了可以认真考虑的工作。

从1996年到2005年，这位技术员陆续组织了11个生产组赴俄。种植技术能让人获得第一份机会，随后学会的经营和组织工作，又让他能够给更多人安排活干。前面的李姓经营者要回乡请种瓜亲戚，这位技术员则自己走到了筹资、招人的位置。

同乡网络的扩展，正发生在这些角色变化里。出去打工的人积累经验，能够独立接活以后，再回家乡招人。原先一户人家与远方农场的联系，便有机会继续延伸到别的家庭。

我更愿意把这理解为一种分工的扩大。种植者带着技术出去，经营者把地、合同和人员组织起来。双方能合作，家乡的手艺就有了用武之地；其中任何一环没跟上，再熟的乡亲也得面对种植和经营本身的难题。

那么，在俄罗斯租地，到底要花多少钱？

2013年，另一位曾在秋明州承租农场的宾县老板，谈过自己熟悉的租地条件：租期10年，每公顷年租折人民币约60到70元。按他介绍的种豆办法，农民还要向在俄租地的国内公司，交每公顷每年200元左右管理费。看见低廉的地租，很容易心动，但把农场真正运转起来，账本才刚翻开。

租金付完了，要不要买机械，田里的水利设施怎么安排，种出来的菜又能卖上什么价？这些花钱和收钱的环节，同样会跟着农民跨过国境。种地的人对作物熟悉，换到一个新的市场，却还得重新积累卖菜的经验。

同在黑龙江，东宁新立村的张洪宇，就交过这样一笔学费。他是东宁人，走的是另一条同村人介绍的路。2002年，他在乌苏里斯克卖菜，遇见较早过去闯荡的同村人刘宇昆，听了对方种地的经历，自己也决定试一试。

2003年，张洪宇投入21万元，雇6名中国工人，种圆葱、大头菜和西瓜，当年赚了4万元。钱已经投进去，大头菜却赶上价格走低，圆葱的种植技术也没过关。他回忆，同样种圆葱，别人每公顷能收45吨，他只收了10吨，个头还偏小。能进这门生意，是因为遇上熟悉的老乡；进来以后，仍得自己应付品种、技术和行情。

第二年，他换到另一个村子种地。谈到菜价，他的感受是：「就像掷骰子，你不知道哪种蔬菜明年是什么价格。」卖菜时积累的经验，这时重新派上了用场，他开始据此判断价格走势、调整品种，同时学习种植技术。

2011年回忆时，他还特别谈到农用机械和水利设施的投入：要扩大种植，要应对灾害，要保证产量，都绕不过这些开支。无论留在原地还是换个村子，雇来的人要干活，地里的庄稼要收成，最初那笔投入都得有实际的用处。

张洪宇这笔账，把同乡介绍能够帮到哪一步说得很明白。它能让一个卖菜的人找到种地的门路，却不能替他决定下一年的菜价。跟着别人进入一个行当，省去了从头寻找机会的周折，随后仍有一段必须亲自学会的经营功课。

也因此，宾县那些回乡找人的经营者，带出去的不能只是一群肯干活的人。两位远亲会种西瓜，技术员已经管过大棚，这些技能正是合作的根基。熟悉一个人，知道他会什么，再把他放到需要这门手艺的事情上，同乡关系才能在生意里持续起作用。

这条路也没有把每个人永远留在国外。

2008年，前面那位带80多名乡亲赴俄的李姓经营者，转让了自己承包的土地，回到家乡结婚生子。到2013年受访时，他在宾县二龙山附近盖起近10栋别墅，大部分用于农家乐经营，已经5年没再回西伯利亚。

从卖梨失利、借车贩鱼，到经营农场、带老乡出去，再回家经营另一门生意，他的人生在几次转弯中换了方向。早年家里卖牛，帮他有了出门的本钱；做农场时，又回家乡找种瓜的人；最后，生活重新安在了家里。

读这段往事，能看到家乡在一个出门谋生的人身上留下的分量。远行时带着家里的支持，需要合作时想到熟悉的乡亲，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还可能随着回乡的人进入新的生意。一个县与远方的联系，就这样落在各家的工作、收入和选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