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4月，满洲北部一处湖沼工地，日军第42野战公路队队长大西馨站在军官室窗前，看着一批衣衫破烂的中国俘虏走来。他们刚埋葬过战友，转眼又被押去修路。
这不是普通的筑路工程。关东军为保障部队调动，在湿地和山地间铺设道路，强征农民，也把抗日武装人员投入苦役。俘虏没有足够衣物，更没有像样的住处，所谓营房不过是漏风的长屋，地上铺着一层干草。
据大西馨战后留下的自述，俘虏每天得到的食物极少，常常只有一把高粱米。饭还没有吃完，命令便接踵而来：挖石、装车、推运，随后还要到湿地割草。严寒之下，他们没有手套，棉衣也被磨成了布片。
最危险的是运石轨道。石车沿着陡坡下滑，轨道又弯又乱，稍有失控便会脱轨。一次事故中，一名俘虏被翻倒的台车压死，旁边的人还没缓过神来，便被催促继续干活。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大西馨后来难以忘记的，并不是某一场战斗，而是这些人受伤后的沉默。他们腿上布满伤疤，伤口反复化脓，却仍咬牙推车。有人走一步，棉裤便蹭破伤口；有人疼得脸色发白，却不敢停下。
一辆台车再次脱轨后，几名俘虏急忙合力把它推回轨道。日军军曹不问缘由，抡起刀鞘便打。两名俘虏愤怒地抬头，旁边的人赶紧拦住他们。那一刻，冲突只差一步就会变成屠杀。
他们每天要把石料运到十多公里外，卸完后仍不能休息，还得割回烧饭用的野草。夜里，伤口疼痛，寒气从破屋缝隙里钻进来，许多人整夜无法入睡。第二天，大雪埋住轨道，俘虏代表张中校请求停工，却被大西馨以工期为由拒绝。
这名张中校后来成为事件的关键人物。材料中没有留下他的完整姓名，但他的身份和表现，被大西馨反复写进自述。面对不断增加的伤亡，他曾要求减少台车数量，也曾为同伴争取喘息时间，均未得到允许。
据大西馨的记录，长期苦役造成多人伤残，部分俘虏没有被送往附近的陆军医院，只接受了极为简单的处理。对管理者而言，道路进度高于人的性命，俘虏被当成可以不断消耗的劳力。
不堪忍受折磨的四名俘虏后来逃走，途中杀死两名看守，刚离开不远便被骑兵追上。被捕后，宪兵队把处置权交给大西馨。他起初想用军刀行刑，却因天气严寒、手指僵硬而无法握稳刀柄，最终改为枪决。
行刑前，张中校拒绝蒙眼，直面大西馨说：“不要蒙眼，直接开枪吧。”这句话并不长，却让大西馨多年不能释怀。枪声响起后，四名俘虏倒在雪地上，临死前仍高喊抗日口号。
大西馨后来承认，张中校等人的神情让他感到恐惧。那不是求饶，也不是混乱，而是一种明知必死仍不低头的选择。他当时只能装出凶狠，转身回到军官室，甚至没有认真安排尸体处理。
1945年10月，大西馨在长春被捕，随后由苏军方面转交中国。按照他在战俘营中的自述，他在筑路期间造成21名抗联战俘死亡，另有60多人因伤病和虐待致残，涉及受害者达80多人。这些数字主要来自其本人供述，具体个案仍应结合审判和档案材料核对。
战争结束后，他原以为自己难逃一死。可是，中国方面没有因其罪行直接将他处决，而是依据当时的处理原则和具体情况，将其关押、审查并进行教育改造。大西馨当时50岁，且患有疾病，这些因素也被认为影响了最终处置。
1956年秋，大西馨获释回国。多年以后，张中校临刑前的目光仍留在他的记忆里。1982年8月，他写信向中国方面道歉，承认那份手记既是罪状，也是反省记录，并明确表示侵略别国的战争绝不能再次发生。
一个普通军官的供述，留下的并不只是个人悔罪。它还暴露出侵略战争中一套冷酷的运行方式：命令压过生命，工程压过伤亡，服从被用来掩盖暴行。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俘虏，正是在这种压迫之下，以最后的喊声证明自己从未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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