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有七个：吾、我、卬、余（予）、陽、朕、台。今天口语里只剩一个「我」。这不是自然淘汰，而是一场持续上千年的生态位争夺。
按语言正常发展的轨迹，最该活下来的是「吾」。它直接继承自原始汉藏语的第一人称代词 *ŋa，藏语拉萨话称 ŋa，缅语称 ŋà，彝语称 ŋa，独龙语也称 ŋa。可偏偏是一个形式略有不同的「我」流传了下来。
这背后有三步。
第一步：「余」先挤走了「吾」
晚商甲骨文里，主流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是「余」，商王用它自指：「庚寅卜，王：余燎于其配？」而「吾」不见于甲骨文，也没有被表记为其他字的用例。殷商时期书面与口语尚未分离，卜辞基本反映当时的语言，「吾」的缺席说明当时单数的生态位主要由「余」承担。
「我」在甲骨文里则常用来指代商朝本国，相当于「我们（国家）」：「我受年？」「土方征于我东鄙」。这是「余」所没有的功能。
「余」从哪来？藏缅语中没有形式类似的人称代词，学界基本不认为它直接继承自原始汉藏语。作者的个人观点是：它是原始汉语时期由近指示词语法化而来的新兴人称代词。跨语言看，近指示词容易发展为第一人称代词——韩语的 yeki 本义为「这个地方」，可直接指说话人；日语 kochira／sochira／achira 本是方位指示词，后用作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
第二步：「我」退守复数，躲过一劫
从词源上看，「我」是「吾」的强调式。原始汉藏语的系词 *way 作用于 *ŋa，构成「ŋa＋way」的强调结构，后来合音为 *ŋa-y，至晚商演变为「我」。没有依附于人称代词的 *way 则以焦点标记「唯」的形式继续存在。
强调式产生后，「吾」和「我」被视作两个不同的词干，逐步通过异干互补分化为单数和复数：第一人称复数用「我」，单数用「余」。两者分属不同的数，形成稳定的互补分布，不再构成竞争关系。晚商到西周这段「余」主导单数的时期，「我」凭借复数的生态位稳定保存了下来。
类似现象在日语里也有：第一人称 ware 的单数用法已被 watashi、boku、ore 等新形式取代，但复数形式 wareware 一直沿用至今。旧形式在高频的单数位置上被排挤、却在复数位置上保留下来，正是「吾」「我」所经历的。
第三步：两条趋势同时推「我」上位
从类型学角度看，人称代词更替有两个常见趋势：强调式取代基式，复数形式取代单数形式。「我」既是「吾」的强调式，又充当第一人称复数，恰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强调式为何能取代基式？Haspelmath（1999）给出的动因是「张扬准则」：说话人为了引人注意，偏好使用新兴的表述方式。这类说法扩散、变得高频后，失去当初的语用醒目性，降格为中性常规形式，原有的常规形式则被取代。英语反身代词 himself 的产生就来自这个机制——古英语中 self 是可独立充当主语的强调成分，后来与 him 融合成 himself，顶替了光杆形式 him。
复数窄化为单数，则以印度-雅利安语为例：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第一人称复数 amhe，标准印地语保留为复数 ham，其近亲博杰普里语却把 ham 挪作单数，复数位置改用分析形式 ham log（「我＋人」）填补。中古汉语的「我门」同理：当「我」窄化为单数后，由「宗派、家庭」义虚化的「门」与「我」结合，填补复数空缺，这就是现代汉语「我们」的前身。
什么时候完成的
王力认为中古时期口语中「吾」已经消失；向熹认为大约东晋以后「吾」在口语里已被「我」排斥。朱庆之则指出，由于书面语滞古，判断「我」何时真正取代「吾」必须考察语体偏向口语的文献。他把汉代文献按「我」与「吾组」的出现次数分为四型，统计结果几乎相反：翻译佛经中通篇只用「我」的篇目占 67.6%，文言本土文献中仅 3.8%；「吾组」多于「我」的篇目，本土文献占 73.1%，佛经仅 2.9%。据此判定，「我」主导第一人称代词的格局，最晚在东汉已经成型。
其他所有人称代词都退守为文言文中的仿古形式，而「我」最终成为汉语主流的第一人称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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