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90周年｜1931年的上海游学：增田涉与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相遇

去中国看看

1931年3月，增田涉抵达上海。最初，他只打算在这里停留一个月。

两年前，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主要兴趣在中国古典小说与小说史。不过他并不十分满意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文学教育，因为当时的课堂完全是“汉学的世界”，与现代生活相距过远。因此，他主动写信拜访自己从学生时代便十分仰慕的作家佐藤春夫，希望向他请教中国文学，并从文学家那里获得大学课堂之外的认识。此后，他开始协助佐藤春夫翻译中国小说，提供翻译底稿，也帮忙寻找版本、原典和相关资料。在完成近40万字的《平妖传》初译后，增田涉顿有如释重负之感，也因此萌生了去中国看看的念头。这次旅行最初并无明确计划，选择上海作为目的地，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

临行前，他专程找佐藤春夫领取了翻译稿酬，并获得了一封写给上海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信。彼时的增田涉并不了解中国文坛，也不知道鲁迅正在上海。他虽然在课堂上读过《中国小说史略》，也买过《呐喊》《彷徨》，但只知道鲁迅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学者。至于那两册用现代白话写成的小说，对这个以古典文学为专业的青年而言，当时还“很难读懂”。

增田涉在上海鲁迅纪念馆，1973年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访华期间）。

在内山书店，遇见鲁迅

增田涉拿着佐藤春夫的介绍信走进内山书店时，并不知道这封信会使他原定的行程乃至人生轨迹都发生彻底改变。内山完造告诉他，鲁迅正在上海，而且几乎每天都会到书店来。得知增田涉原本就对《中国小说史略》感兴趣，内山完造便建议他将这部书译成日文，并说鲁迅大约每天下午一点钟会到书店。第二天，增田涉按这个时间赶去，果然在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不过，增田涉后来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见面的具体印象，留在他记忆里的，反而是此后几乎每天前往书店的日常。

第二次见面时，鲁迅就送给增田涉一本《朝花夕拾》，让他先读；后来又送给他《野草》。增田涉晚上把书带回住处，第二天再到内山书店，向鲁迅请教自己读不懂的字句和内容。这样的请教与答疑持续约一周，逐渐成为两人交往的日常。4月11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当晚鲁迅“治肴八种”，请增田涉、内山完造夫妇到家中吃饭。大约也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交流场所从书店移至鲁迅的寓所。

内山书店离鲁迅当时居住的拉摩斯公寓很近，步行不过两三分钟。增田涉后来回忆，他们往往先在书店碰面，同在场的人漫谈一阵，再一起走回鲁迅家。两人并排坐在书桌前，增田涉把《中国小说史略》原文逐字译成日语，读不下去的地方便停下来问。讲读通常从下午二三点开始，一直到五六点，每次约三个小时，前后持续了近三个月。那时，许广平就在一旁抄写或做针线，偶尔过来沏茶、送点心；如果讲得太晚，鲁迅还会留他吃饭，每周大约两次。四年以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中回忆这段经历，也称增田涉“几乎每天到寓斋来商量这一本书”，有时还会“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并说自己觉得“很为愉快”。

增田涉请教的问题不止于书里的字句，还涉及作品背后的社会状况，谈话也常常从小说史转到当天正在发生的事情，鲁迅也会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批评。两人的交流也不仅限于书房，4月17日，增田涉陪鲁迅到东亚同文书院，听鲁迅讲《流氓与文学》；6月9日晚，他又与鲁迅、冯雪峰等到郑振铎家看明清版画；三天后，他还同鲁迅去看一八艺社展览。此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6月27日，增田涉与鲁迅、许广平同去参观日本画家的作品展，归途还一起到ABC酒店喝啤酒；两天后，他们又到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观看学期成绩展览。7月30日，增田涉与鲁迅、许广平一起看电影；8月23日，又与鲁迅、周建人、许广平等一同观看《哥萨克》。在鲁迅身边，增田涉接触到的不仅是书本中的中国，还有当时上海正在发生的文学活动与都市生活。讲读之外，鲁迅也给增田涉提供了不少阅读材料。4月19日，他为增田涉购买《板桥道情墨迹》和信笺；5月赠《陶渊明集》，6月赠《燕寝怡情》。9月15日，《中国小说史略》订正本刚刚到手，鲁迅更是赠给增田涉四册。在两人大半年的相处中，鲁迅不时赠书赠物，其中涉及的古典文学、版画、信笺等也正是增田涉原本的兴趣所在。

也正是在这些相处过程中，增田涉逐渐发现，现实中的鲁迅与自己从文章里想象的形象并不相同。他所想象的那个严厉、甚至令人畏惧的鲁迅，在日常谈话中其实常带幽默，也会笑着说话。7月17日，近三个月的《中国小说史略》逐字讲读结束后，增田涉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松了一口气”，又打趣说鲁迅大概更加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鲁迅又开始讲解《呐喊》《彷徨》，一直持续到“那一年的岁暮”。

在上海，向日本介绍鲁迅

抵达上海不到半年，增田涉就开始尝试向日本介绍鲁迅。

8月20日，增田涉完成了《鲁迅传》初稿。现存手稿共168页，最初题为《中华民国的前卫的巨人》，写作契机是增田涉“被鲁迅的性格所感动”，希望“向日本传达如今中国有这样的一位人物”，并“向日本介绍鲁迅和中国的现实”。当时增田涉仍频繁出入鲁迅的寓所，原稿完成后也拿给鲁迅本人过目。多年后，增田涉向刘德有展示手稿时，特别指出“山贼”前的“革命的”三字，是鲁迅亲笔所加。

《鲁迅传》写成后，增田涉立刻将稿件寄给了佐藤春夫，请他帮助向日本杂志推荐。佐藤春夫回信称：“《鲁迅传》立即读了一遍，甚感有趣。确切地说，与其说是‘有趣’，不如说是深深感受到了鲁迅先生的伟大”。此后，佐藤春夫将稿件送交《改造》，但未被采用；随后又转给《中央公论》，也未能发表。在普通编辑那里碰壁后，佐藤春夫直接找到《改造》社长山本实彦，称“贵社社员看不懂这篇稿件，请你亲自来读”。经过大幅度的删改，这篇作品最终刊于1932年4月号的《改造》中。

1931年8月27日，佐藤春夫又写信给增田涉，告知自己正在编辑《古东多万》，希望他留意“中国现代文艺界”或“一般学艺界”的消息，撰写一篇适合杂志刊登的报道性文章。9月15日，佐藤春夫再次来信，称自己刚读过松浦珪三翻译的《阿Q正传》，深受触动，请求“烦劳君求得二十页稿纸左右先生的作品于《古东多万》刊载，如能得先生口译、君之笔录，亦可为先生的日文范本，大有裨益矣”。

在这一时期，增田涉着手翻译《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记录稿。但鲁迅没有让他直接照着报纸上刊出的记录去翻译，而是把自己重新增补、修改过的原稿交给增田涉。增田涉一边翻译，一边向鲁迅询问难解的字句。9月17日译稿完成后，他又翻译了《鸭的喜剧》，两篇作品最终一同刊于1931年11月出版的《古东多万》第2号。这篇《上海文艺之一瞥》还意外地在中日文坛之间激起了回响。郭沫若看到《古东多万》上的日译后，后来在《创造十年》的“发端”中专门予以回应，甚至把其中涉及创造社的部分从日文回译成中文，加以批驳。增田涉晚年回忆此事时，也把这种意外的反响视为自己早期翻译鲁迅的“收获”之一。

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使增田涉的译介工作有了更为直接的现实动机。身在上海的增田涉深受震动，随即将上海《文艺新闻》中刊登的中国作家对此事的意见译成日文。这篇译稿后来刊于东京反省社出版的杂志《中央公论》中，但刊出时却布满“○⁠○”“×⁠×”一类删节符号，且排在不起眼的位置，令增田涉非常不满。

增田涉在上海与鲁迅朝夕相处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2月。12月2日，鲁迅写下《送增田涉君归国》：“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九天以后的晚上，增田涉来到鲁迅寓所辞行，次日启程离开上海。增田涉原定一个月的行程延长至大半年，在这大半年中，增田涉从一个对中国文坛几乎没有留意的日本青年，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者，也开始切身感受到中国作家所面对的现实处境。

鲁迅手书《送增田涉君归国》（日本松江市立鹿岛历史民俗资料馆藏）

从鲁迅到中国现代文学

增田涉离开上海后，两人的交流转为书信往来，增田涉也由此得以了解中国文坛的最新动向。1932年1月，鲁迅寄去曹靖华译的《铁流》和一些小报，并答应随后再寄《北斗》；5月，在《北斗》之外还寄送了《文艺新闻》《中国论坛》等报刊。1933年，增田涉询问《文化月报》，鲁迅答应一出版便寄去，并评论说这份刊物“第二期也许就被禁掉”。1935年3月23日，鲁迅寄去《文学季刊》《芒种》《漫画生活》等刊物，并附上解释称《芒种》是在反对林语堂一派，《漫画生活》则是一份“大受压迫”的杂志。这些书信和刊物，为增田涉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场：刊物可能随时遭禁，作家和编辑却仍顶着重重压力创办刊物、发表作品。

两人的交往不仅只是鲁迅单方面为增田涉答疑、寄书赠刊。增田涉也曾将自己的画寄给鲁迅，鲁迅则毫不客气地说：“从礼节上说，本当恭维一番，但说实话，此画并不高明”，一个多月后的回信中，鲁迅又解释自己收到画时“虽颇想加以赞美”，但“细加审阅后，便采取攻击方针”，并称“你近来不学画，专做翻译工作，我以为很好”。此外，鲁迅在计划翻译法国画家高更的《Noa Noa》时，也托增田涉寻找可以作为翻译依据的德译本，增田涉为此遍访丸善书店和各处旧书店，却始终未能找到，最后只得寄给鲁迅一册法文版。而两人的再次见面，已是1936年夏鲁迅病重之时。增田涉专程来到上海探望鲁迅，7月6日、9日的《鲁迅日记》都留下了两人见面的记录。

增田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推介在回到日本后进一步展开，且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他在着手编译改造社《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国篇》时，首先向鲁迅征求意见。鲁迅虽然觉得“中国究竟有无所谓幽默作品”本身就很难说，但仍然帮他搜罗书籍、提供意见。他于5月22日即托内山书店寄去八种十八册中国小说，还特别补入郁达夫和张天翼的作品，并称现代部分如果“只选我的，似觉寂寞”。1933年《中国篇》出版时，现代部分除鲁迅的《阿Q正传》《幸福的家庭》外，还收有郁达夫的《二诗人》和张天翼的《皮带》《稀松的恋爱故事》。

1935年，增田涉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终于在赛棱社出版。从1931年跟着鲁迅逐字阅读，到四年后把它完整译成日文，这部译本正是增田涉上海之旅最直接的成果。鲁迅对此也十分高兴，在信中称日译本的豪华装帧让自己的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而增田涉也认为自己不能独占其功，称这部书仅凭自己的力量其实难以完成，甚至希望能由自己与鲁迅共同署名出版，只是鲁迅没有同意。

同年6月，岩波文库又出版了佐藤春夫、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最初，岩波书店希望佐藤春夫承担翻译工作，佐藤春夫以自己来不及完成整部选集为由，向岩波书店推荐了增田涉。该书虽署名为佐藤春夫、增田涉合译，但译文主要由增田涉承担。编译过程中，增田涉同样写信征求鲁迅对选目的意见，鲁迅把决定权交给增田涉，却特别提出“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至于《范爱农》则“还是割爱为好”。最终出版的《鲁迅选集》收入小说、散文和杂文，并附有增田涉此前写成的《鲁迅传》。书中还附有鲁迅的近照，正是鲁迅本人从上海特意寄来的。这册小开本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后来多次重印，据增田涉晚年回忆，销量曾达到约十万册。竹内好后来也特别提到，这部选集是战前日本传播最广的鲁迅译本之一。

1934年鲁迅致增田涉书信，其中写道：“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日本松江市立鹿岛历史民俗资料馆藏）

除这两种书外，1936年至1937年间，增田涉还参与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企划、编辑与翻译。他担任责任编辑，其中第六卷《文学史研究》还收入了他此前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等作品。1936年河出书房出版《世界短篇杰作全集》第六卷《中国印度短篇集》时，中国现代文学部分除鲁迅作品外，还收录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魏金枝、吴组缃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增田涉则翻译了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和吴组缃的作品。1937年8月《大鲁迅全集》出齐后，增田涉仍继续在改造社工作，参与《改造》《大陆》等杂志的编辑。

不过，与鲁迅的密切交往和对鲁迅作品的长期翻译，也使增田涉在战争时期受到日本警方的特别关注。据他晚年回忆，特高警察曾多次突然登门查问；二战末期，一些被捕后获释的杂志编辑还告诉他，警方曾反复向他们追问增田涉与鲁迅的关系，并提醒他多加小心。增田涉对此回答得十分直白：“鲁迅是我师，而且我已翻译了他的作品，现在无须回避”。

战后，增田涉继续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逐渐确立了其作为日本鲁迅研究开拓者的地位。1948年，增田涉将此前在《中国文学》上连载的《鲁迅杂记》整理扩充为《鲁迅的印象》出版。1956年，这部书增订再版，并附有当年将他介绍给鲁迅的内山完造所写的跋文；同年，增田涉还与松枝茂夫、竹内好共同编辑岩波书店十二卷本《鲁迅选集》，并承担其中《热风》《华盖集》《三闲集》《二心集》等杂文集的翻译。1970年，他又将《鲁迅的印象》进一步增订后收入角川选书，这一版本篇幅最为完整。1973年，增田涉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访华，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时，他与馆中展出的鲁迅旧照合影留念（合影中的鲁迅照片原置于万国公墓鲁迅墓）。

四十六年以后

与鲁迅结识46年后，同样是在3月，增田涉的人生在另一个与鲁迅相关的场合画上了句点。

1977年3月10日，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竹内好的葬礼在东京信浓町的千日谷会堂举行。增田涉作为友人代表，在宣读悼词途中突然倒下，送往附近的庆应医院后，于当日抢救无效去世。在增田涉去世后，其家属将其藏书全部移交关西大学，形成今天的“增田涉文库”。约一万五千册藏书中，鲁迅相关资料尤为醒目，鲁迅著作的初版本、各种异版以及大量研究资料悉数留存，鲁迅曾经寄送的书籍、照片同样被保存于此。特别是贵重书库所藏的1930年版《呐喊》和《彷徨》，据推测正是增田涉当年听鲁迅讲读、后来翻译鲁迅作品时使用的底本，书页间至今仍可见多种颜色的批注。

关西大学增田涉文库

而那场起初只打算停留一个月的上海旅行，就此成为一个日本青年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的直接契机。他不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也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而这场旅行所带来的影响，也贯穿了他此后46年的人生。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德有：《鲁迅与日本学者增田涉的交谊》，《中华读书报》2021年1月20日。

2.铃木将久：《增田涉鲁迅译介的学术史意义》，《南国学术—澳门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3.邱泓静：《藤野先生、鲁迅和增田涉的师生传承》，《北京晚报》2024年9月10日。

4.秦刚：《佐藤春夫与鲁迅文学在日本的翻译与出版——内山书店搭起的中国文学外译之桥》，《鲁迅研究月刊》2024年第9期。

陈晓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