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1日,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在北京举行。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系教授哈尔·塔格马受邀参加“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战略对话并发言。他表示,从单极到多极秩序的过渡充满挑战,应对产供链风险需要平衡韧性与效率,单纯的技术性改革难以解决治理难题,而适度竞争与国际合作仍能为多极化世界带来建设性动力。现将其发言实录整理发布如下:(全文约1700字,预计阅读时间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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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有一艘集装箱船被困在苏伊士运河,导致全球贸易陷入停滞,当时大家都在非常焦急地等待着拖船将其拖走。卡尔·马克思早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描述了“资本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趋势,即不断缩小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距离,直至二者合而为一。
而在1867年,也就是苏伊士运河通航的两年前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就阐明了相关规律:当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延误时,企业必须通过借贷来维持运营;如果这种延误波及主要行业,就会对主要货币市场造成压力。这不仅是对2021年全球市场状况极其恰当的描述,我认为也是对当下现状的准确写照。
观察当今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也就是我们在国际关系领域常提到的那些时期,确实存在过一个特殊的阶段。那段时期在国际关系中被称为“单极时刻”,国际规则就像是中立的基础设施,供应链的构建几乎完全以成本为导向,市场逻辑主导了地缘政治逻辑。
然而,现实主义者提醒我们,在如今的多极世界中,改变港口、管道以及关键货物的供应,依然被赋予了深远的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下的狱中不断写作,曾用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旧事物正在死去,新事物无法诞生,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病态的症状”。从单极秩序向多极秩序的过渡往往充满波折,而这种不平稳是所有人都要共同面对的。
这又让我联想到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汉写的一本在世界许多学术机构中广受欢迎的著作。他认为,国家的繁荣依赖于商业,而商业又依赖于安全的海上通道。自19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战略家们一直在仔细研读他的著作。像苏伊士、巴拿马、霍尔木兹、马六甲……如今这些关键海峡要道频繁被提及,原因显而易见。
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当国际政治波及水路通行时,人类应该如何应对?举例来说,在1967年至1975年冷战高峰期,有15艘商船被困在苏伊士运河中,它们有的来自西方阵营,有的来自东方阵营,其中有一艘来自瑞典。这些船只在苏伊士运河被困长达7年之久。但无论如何,船员们展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他们组成了一个协会,共同举办了“奥运会”,甚至还发行了自己的邮票。这堪称在艰难条件下展现国际合作的一个小型成功典范。这些人没有被动等待政府,而是亲手掌控局面,让自己的生活和贸易得以维系下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启示。第一,韧性与效率相互竞争。每个主要经济体都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应当将此视为大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而非某一国家针对他国的选择性决策。这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起点。第二,单纯将治理改革视为技术问题,仅靠其自身很难取得成功。最后,在多极化世界中,依然存在乐观的空间,适度的竞争或许能够激发美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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