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始末

图片说明：红卫兵“五大领袖”之蒯大富

原题：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始末

来源：党史纵览2003年第1期

作者：张晋山

目录：

“井冈山兵团”分裂

清华游击战与内战

工宣队介入和被袭

双方停战

所谓“清华百日大武斗”是指在蒯大富、任传仲、鲍长庚等人的组织和指挥下，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的两派为武斗双方，从1968年4月14日至1968年7月28日发生在清华大学校园內一系列武斗事件。它持续时间长、死伤人数多、经济损失惨重，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严密关注和严厉批评。此后，零星武斗在各地虽仍然存在，但大规模、有组织的武斗却很少发生。因此，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可以说是“文革”期间“全面内战“停止与否的分水岭。笔者希望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简单回顾，帮助广大读者了解这场武斗的前前前后后。

“井冈山兵团”分裂

清华“井冈山兵团”是“文革”时期“赫赫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之一，它成立于1966年12月19日，是由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组成，主要组织者是蒯大富、任传仲等人。

该组织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揪斗“右派”中大出风头。特别是在蒯大富的指挥下，竟试图绑架揪斗徐向前元帅，未遂后又抄元帅的住宅并抢走绝密文件多份。这些极“左“活动，受到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赞扬，蒯大富也随之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他的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为了达到一统清华、进而谋取更高政治地位的目的，他一方面以“安得恩人再教子”、“旗手率我斗群魔”的诗句向江青集团表态、投靠，另一方面在清华园积极活动，于1967年4月向中央提出由“井冈山兵团”独家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这一要求遭到中央拒绝。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实现“军、干、群”三结合，蒯大富对此却置若罔闻，清华大学革委会因此迟迟不能建立。这一问题也就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内讧，乃至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的导火索。

1968年4月14日，蒯大富等人在“井冈山兵团”总部会议上再次提出要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可兵团内部对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一部分人不同意立刻成立革委会，认为清华大学老干部无一人被解放出来、不符会中央的“革命群众、支左军队和革命干部”组成革委会“三结合”的指示，没法成立革委会这样的权力机构。而蒯大富坚持认为应把所有党的老干部都罢官，尽快成立革委会，从而在各高校中抢个头排。意见的分歧最终导致组织上的分裂，不赞成成立革委会的一派就由这次总部会议的日期起名为“四.一四”派（下文统称为“四派“），又自称“山下派”，与蒯大富争斗。蒯大富一派自命为“正统派”（下文统称“团派”），又称“山上派”。双方在清华园内各不相让，形成对峙局面，显赫一时的“井冈山兵团”由此一分为二。

清华游击战与内战

意见的分歧导致组织的分裂，而两派组织斗争的形式也很快由“口诛笔伐”前的论争演变为正规枪炮的交火。蒯大富一伙为了彻底消灭异己，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同意，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更大垂青，决定由鲍长庚为武斗总指挥，以清华大学科学馆为中心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并组织了一支专业武斗队。“团派”的另一头目任传仲负责制造、搜集枪支弹药，很快“团派”就利用校内机器，制造了一批土枪、土炮、手榴弹、燃烧弹，还派人从山西、四川、武汉、徐州等地搜集到机枪1挺、冲锋枪

2支、半自动步枪12支和其它步枪、手枪、子弹等，偷运回校，并利用清华本身的仪器设备装备了一个小军工厂，从事军火生产。

“四派”见“团派”武装起来，便抢占东区浴室楼，并拆掉楼梯铁栏杆作为武斗武器。

双方武斗队员各自进入教学楼，并构筑工事，封锁了楼房，划分了势力范围、两派在校园内势力范围交界处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开始时，战斗是赤手空拳进行的，但很快就使用了弓箭和投石器、双方每一星期都有人员死伤，任何一点小事就可以引起一场战斗。4月23日的战斗是为了争夺一辆救护车，4月29日是为了两辆运送大米的卡车，5月2日是因为有人破坏停火，5月16日则是交换“战俘”没有成功，战斗开始由小规模的游击战升级为正规战斗。

中央对于清华内战多次劝阻，但两派都置若罔闻。5月2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议，决定5月30日凌晨2时攻打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并扬言这是对于1967年5月30日蒯大富要求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而被周恩来总理拒绝后未果的“五.三〇”事件一周年的纪念。

次日凌晨，蒯大富亲自去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了进攻信号，挑起了武斗。

这场武斗按计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进行偷袭，不成功则进行强攻，最后进行火攻。

在攻打过程中，“团派”先是在高楼之间搭了一个梯子，后来又动用一辆由卡车改装成的土坦克，最后干脆放火烧楼，由于受到附近居民的干预、结果才采用烟熏的方法。

一方使用土坦克，另一方则使用自制反坦克炮，双方在武斗中还动用了手枪、步枪、自动武器、一门“加农炮”、燃烧瓶、炸药、手榴弹和地雷。

这次战斗双方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工人段洪水死亡；学生马跃开、时作隆、唐应武、朱根良等4人重伤。

蒯大富事后开始退缩，提出“人死了，撤吧，别打了”，可是总指挥鲍长庚却不肯停止，并在蒯大富离开后，决定再次进行火攻，从而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在这次战斗中，“团派”陆续有200多人参加武斗，“四派”人员也始终在100名左右，另外还有大约100名各种组织的“战士”也分别在双方参战。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没人理睬中央放下武器的要求，他们认为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是为陕西、广西问题而发的，北京眼下进行的是反对“蒋介石特务”的战斗。

武斗断断续续到了7月份，蒯大富又再次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议，决定封锁科学馆，并下令，在封锁中凡有进出的就可以开枪，打死了人，由“总队”负责。为了武斗，在蒯大富主持的“总部”会议上，还决定进一步制造、运输枪支弹药。下面就是一份工宣队在进驻清华大学时清理的双方武器清单：

5支半自动步枪；2辆自制坦克；57支步枪；50瓶毒气；31支手枪；15把大刀、刺刀；12支自制步枪；1435杆长矛；5支自制手枪；380把匕首；5支汽枪；9条钢鞭；1038发子弹；25发加农炮弹；688只手榴弹；2支59型步枪；52尊自制加农炮；9袋炸药； 16枚自制手雷；16箱炸药。

双方都有完整的制造军火车间，完备的通讯控制和战备医院以及关押“战俘”的牢房。

工宣队介入和被袭

清华的百日武斗引起了首都各界特别是工人们的不满。工人代表多次前往北大和清华，呼吁停止武斗，每次都被清华武斗队员挡在校外。

7月中旬，新华印刷厂工人联合了60多个工厂的工人在清华园外游行抗议，清华的学生得知消息，封锁了通往学校的所有道路。

中央面对各派学生间激烈的派性斗争，也决定派由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以控制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7月27日清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千人分7路进驻清华大学，工宣队员只拿着《毛主席语录》和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旗帜，宣传中央要求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的指示。

清华两派对于工宣队的介人态度是不同的。已被围困100多天的“四派”成员疲惫不堪，他们欢迎工宣队进驻，配合工宣队拆掉据点，并被护送到安全地带。而在武斗中占据优势的“团派”，则预感工宣队到来将使由“山上派”一统清华并以清华为基地、夺取更高权力的政治迷梦破灭。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蒯大富在清华大学静斋二楼同“井冈山兵团总指挥部”头头任传仲紧急策划，作出了“用武力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的决定，并迅速向各武斗据点作了传达。7月27日下午1时许，蒯大富在静斋内拔出手枪，叫喊要和工人“拼了”，并在离开静斋时把手枪和几十发枪弹交给了武斗队员。任传仲则亲自率领武斗队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对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静斋、甲所、工所、大礼堂等处的工宣队被反复冲杀，2名工人被长矛刺伤。

当晚，任传仲在静斋召集部分武斗队员开会，决定夜袭9003大楼的工宣队。这一袭击致使工宣队2人死亡，多名工人受伤，还有一些人被扣压，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清华大流血事件”。

工宣队的被袭，打乱了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步骤，违背了毛泽东通过斗批改，实现三结合，进而由大乱实现大治的意图。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强烈不满，他对于武斗的反对态度也更加鲜明，这样，持续百日的清华武斗终于走到尽头。

双方停战

7月28日凌晨2时，毛泽东就在电话里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清华园武斗的汇报，得知“工宣队”被打死打伤多人后，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于凌晨3时30分召见了红卫兵造反派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在召见过程中，毛泽东对于学校闹派性、搞武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今天是来找你们商量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搞斗批走、斗批散。”“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

二、一分为二；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现在不便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这次会议持续到次日上午8时30分，蒯大富不得不表示：执行主席指示，无条件投降。

蒯大富等人回校后，沮丧地传达了主席指示，并停止了武斗。工宣队也于7月28日顺利进驻清华大学，并很快恢复了秩序，缓和了紧张局面。蒯大富也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先是被送到学习班学习，后又到宁夏青铜峽电厂，1970年被押至北京隔离审査。粉碎“四人帮”后，他和其他的武斗头头们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清华大武斗，历时百日，一所建国前就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被搞得碉堡林立，遍地血腥，人人自危，一片凄凉残败景象。如今，我们回过头来反思清华百日大武斗，把它与此前“文革”若干武斗相比较，可以得出以下思考：

首先，对权力的重新分配和争夺是导致武斗的主要原因。各种武斗，不论形式、规模，都围绕权力展开。从早期王洪文制造康平路武斗，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到清华园中蒯大富围攻“四派”，无论他们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都是为了获得权力，实现政治野心。从清华武斗更可看出，随着运动的开展，各种造反组织都在分化破裂，昨天的战友可能就是今天的敌人。各种组织的分裂和争斗，这是武斗难息主要原因。

其次，这场武斗就参加人数而言，其规模不算很大，却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究其原因有三：双方多持自动火器；持续时间达百日之久，不仅有4月14日的围攻“四派”和7月28日围攻工宣队这两场大武斗，中间还有大量零星武斗；工宣队被袭，造成清华园大流血，更在于工人赤手空拳，坐等挨打被攻，这种单向性的武斗使工宣队的伤亡惨重。

再者，清华百日武斗性质恶劣。红卫兵造反派的无政府主义被发展到极致。在时间上，这场武斗发生在1968年4月至7月，这时距全国武斗高潮的1967年7、8、9三个月已有时日，各地武斗已渐趋停止，中央在此之前也三令五申要求停止武斗。就武斗对象而言，7月18日被袭的工宣队是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进驻清华的，对他们的袭击，无疑是对中央权威和毛泽东个人威信的公然挑战，难怪毛泽东事后怒斥：“造反派，真个反了？”

最后，这场武斗在文革中的消极作用自不待言，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清华百日武斗对于中央加快制止武斗、工宣队进驻各大专院校起了一定的间接推动作用。毛泽东也由这场武斗认清了红卫兵不是忠实执行他思想的可靠力量，他对蒯大富等人的严厉批评是对文革武斗的鲜明态度，是对所有武斗的组织者的严厉警告。这之后，各地虽还有零星武斗、但“全面内战”的局面已划上了句号，共和国度过了文革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清华园早已恢复了它的宁静，制造武斗的凶手们也已受到严惩。但发生在几十年前这场大武斗的历史教训，必须深刻吸取，它对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必须通过不断总结、反思，予以彻底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