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纪念特刊】以大数据重读鲁迅：一个跨越时空的精神象征

观察家

文/朱嘉明

（一）引言：九十年之后，需要对鲁迅换一种读法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终年55岁。前一天，他坚持了24年的日记只写下五个字：“十八日星期。”三天后鲁迅出殡，覆盖在灵柩上的白底黑字旗帜写着“民族魂”。为什么一个并不凭借显赫官位或学院头衔立身的作家，能引发整个中国的悲痛？为什么90年后，鲁迅的影响力仍在一次次社会转折中被重新激活？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突破既有的研究路径。显然，传统的鲁迅研究模式已经不够了。

进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可以借助智能工具和大数据方法，对鲁迅的文献遗产进行新的解析。其中包括：（1）日记。自1912年5月5日抵达北京之日起，至1936年10月18日止，前后跨越8933天，除1922年一册遗失外，几乎天天有记。（2）书信。现存约1540封，其中致外国人士112封。（3）藏书。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编印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三集，共452页，著录中外文书刊约3769种。此外，2005年版《鲁迅全集》日记部分的人物注释涉及1944位人物。逐页识别书目、逐日统计日记，可以观察藏书和人际往来的结构及变化。文献虽有缺失，不能将它们视为鲁迅一生阅读与交往的完整记录，但这些实物、账目、名单和事件，为理解鲁迅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二）藏书：一个人的知识结构

一个人读什么书，决定他站在什么地方看世界。鲁迅的书架，是他知识结构最诚实的记录。书目能够显示阅读兴趣的方向，也能使不同时期的变化不再只靠个人回忆来判断。

1.规模与限度

据1959年目录，鲁迅藏书的构成是：中文线装书930种、7579册；中文平装书797种、965册；中文期刊218种；日文书993种；西文书754种，以德文为主；俄文书77种。合计约3769种。北京鲁迅博物馆后来统计为4000余种、14000余册。这是劫余的书目，不是鲁迅一生读过的全部书。这批书经历过兄弟失和、战乱、雨漏和变卖。《天演论》对鲁迅有过根本性的震动，目录里却没有这本书。“有”不等于通读，“没有”不等于没读。数据的方法，首先要承认数据的限度。许广平说，鲁迅“生平酷爱书籍，甚于一切身外物”。她还有一句话：“文人的书，就如同武士的宝剑，时刻不能舍弃。”

2.出版年代与知识更新

清点目录中著录出版年份的条目：中文平装书约80%、日文书约77%出版于1927年以后；俄文书77种，几乎都是1928年以后的出版物。西文书有年份的条目中约41%出版于1911年以前。中文线装书，一半以上是清代及更早的刻本。鲁迅的书架有四个“地层”：绍兴和南京的少年时期，东京和仙台的留学时期，北京的教育部时期，上海的最后十年。鲁迅于1936年10月去世，但这一年出版并进入他书架的中文平装书，数量却与1929年并列最高。一个人的知识如果在30岁定型，此后无论多么勤奋，都只是在既有框架内添砖加瓦。这是多数人的命运。鲁迅晚年仍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范围。日文藏书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类共19种，出版年份从1927年到1935年。目录还著录了德语自修书、德日辞典和俄语入门读物。

3.空间分布：一张不以英美为中心的世界地图

西文藏书754种中，标明德国“雷克拉姆万有文库”的有160多处，一册只卖二十芬尼。出版地一项，莱比锡出现360余次，柏林近150次，伦敦和纽约合计不过70余次，巴黎不到40次。按国别清点西文文学书：俄国和苏联约120条；德国和奥地利约50条；匈牙利和法国各约33条；波兰约21条；挪威约18条；丹麦约17条；英国10条，美国6条。从现存外文藏书看，鲁迅的知识来源并不以英美为中心。

他的外语窗口是日文和德文，尤其关注俄国、东欧、北欧文学，以及一些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美术也是重要门类：西文艺术类约170种、日文约160种，俄文77种中占33种。一个以文字名世的人，书架上也为图像留下了位置。

4.学问是用手做出来的

目录第一集著录鲁迅的手迹。其中“金石”一类占正文80页中的24页，将近三成。1915年至1918年间亲手抄录的碑、造像记、墓志，合计约500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笔记六册，脉管学334页、解剖学306页、组织学349页……合计1743页。《死魂灵》译稿，第一部494页，第二部107页，没有译完。在一部金石图录上，鲁迅专门用刻好的“伪”“翻”两方印标出伪器和翻刻。他对旧学的批判之所以有力，因为他是从内部出来的人。这两方印，是最小也最硬的注脚。

5.叠加，而不是替换

1927年以后，日文社会科学书成批进入书架，线装书却并没有少买：《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都是这以后预约的。书架上既有1906年莱比锡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有1935年他“选定校字”的《尼采自传》中译本。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有1902年、1905年的德文书三种，又有1933年、1935年的日译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书架上没有什么。《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无论中文、日文、德文，目录中都没有著录。就现存书目而言，鲁迅读的马克思主义，重心在唯物史观和艺术论，不在政治经济学。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是要“救正”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的知识更新，是新的一层加上去，旧的一层还在原处。更新而不变质。

6.书架上的对手

1923年兄弟失和之后，鲁迅与周作人至死未再往来。但是，1923年8月以后出版而见于鲁迅藏书的周作人著译，共有19种，直到鲁迅去世那一年的《苦竹杂记》；其中6种各有两部，没有一种有题字。两个人不见面，不通信，哥哥的书架上，却仍保存着弟弟的多种著译。1928年鲁迅与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争最为激烈，书架上郭沫若的书却有十三四种，绝大部分是其流亡日本期间的古文字著作。鲁迅与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始终无缘，《安阳发掘报告》第一至四期却是齐全的。国民党的党务刊物、托洛茨基的新著、周扬编的书，也都在架上，有些还画着线。对某些作者是否“缺席”，还须检查附收作品，不能只看独立书名。例如，1935年世界书局版《王临川全集》就附有梁启超的《王安石评传》。藏书又有散失，目录中的有无不能直接证明读过或未读过。书架所能说明的是，鲁迅与一些同时代人的思想分歧，并不妨碍他保存他们的著作。写小说史、编版画集、译果戈理，都离不开私人藏书的资料积累。这近四千种书，是鲁迅自己的研究所、资料室和美术馆。

（三）日记：一个人的时间与账本

鲁迅日记是一部备忘录，不是心迹录。它的记事方式大体稳定，多记天气、收信、寄信、访客、买书和收支，年末还附有“书帐”。它几乎不写感想，更不写议论。正因为如此，它是一份近乎理想的数据：谁在哪一天来过，哪一封信哪一天到，哪一笔钱从哪里来，都可从中追索。

1.时间的去向

按年统计日记中的条目，可以把鲁迅在北京的“沉默十年”落到具体年份。涉及佛经的条目，1914年有23条，是各年中最多的。涉及拓片、碑刻、造像、墓志的条目，1915年44条，1917年46条，1918年达到67条。1918年，正是写《狂人日记》的一年。钱玄同的名字1917年出现7次，1918年骤增到57次，1919年40次，此后骤减。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诞生在抄碑的案头和朋友的反复催促之间。而1918年4月、5月的日记，记的是一次次去琉璃厂买拓片，没有一个字提到写小说。

2.一份收支账本

鲁迅在教育部的月俸是300元，1920年以后欠薪成为常态。1925年3月23日，“收前年八月分奉泉百六十五元”，这笔薪水拖欠了19个月。1925年8月，他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向平政院起诉并获胜诉。1926年3月26日，“收教育部奉泉三元正”。到上海后，支撑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是版税印花，是日复一日的写作和翻译。“自食其力”四个字，在日记里是一笔一笔的数目。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他经蔡元培推荐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300元。

版税是要自己去争的。1929年8月，鲁迅请律师向长期拖欠版税的北新书局交涉，据日记记载，当年分四期收回欠付版税8256.834元，12月23日记“至此旧欠俱讫”；此后北新出版鲁迅的书，须逐册加贴“版税印花”。1935年9月14日日记记“付印证二万五百枚”。一枚枚印花，守护着作者的劳动所得。

鲁迅每年在书帐末尾亲笔写下全年买书的合计。1912年是164.38元，他写道：“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1924年只有99.24元，那是兄弟失和、另购宅院之后。到上海以后，开销上升：1928年594.8元，1929年886.4元，1930年达到2404.5元，月均200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德国版画和画册。另一项支出是电影。在上海九年，日记可以逐条确认的观影有137次，实际约140次。1936年10月，在生命的最后18天里，他于4日、6日、10日三次带儿子海婴去看电影。鲁迅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经济上的。他至死都在维护这份独立的尊严。这种独立不是抽象的宣言，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收入、支出和工作。

3.流量：每天两封来信

按日记逐条统计，北京教育部时期，每年收信、寄信大体各在100条上下；1925年、1926年陡增到每年三四百条；1934年、1935年，收信都在700条以上，寄信在300条以上。晚年的鲁迅平均每天读两封来信、回一封信，其中大半来自青年：投稿的、寄木刻的、求序的、借钱的、诉苦的。这条曲线与他的写作曲线是同步的：越到晚年越密。14种杂文集约82万字，七成写于1927年以后。

4.沉默也是数据

比所记更耐人寻味的，是日记不记的东西。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开枪，刘和珍等学生遇害。这一天的日记是：“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秋芳信。”两个星期后，他写出了《记念刘和珍君》。1931年柔石被捕、遇害，当时的日记没有直书其死讯。1933年2月7日，日记追记：“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瞿秋白在日记里从不以真名出现，而以几个化名轮换。最悲痛、最危险的事，在日记里最沉默，在文章里写得最重。这是一个在政治高压下生活的人的自我保护：日记一旦被抄，不能成为株连他人的证据。

5.最后一年的日志

1936年的日记，是一份病与工作的日志。5月18日起，他逐夜记下体温。5月31日，美国医生来诊，日记记下的诊断只有三个字：“言甚危”。7月16日，“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这位当时在南京任职的学生愿意疏通撤销对鲁迅的通缉令，鲁迅让许广平回信谢绝。8月1日，他记下“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10月1日体重增至39.7公斤，特意写下“较八月一日增1K.G.”。他仍亲笔改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校完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写了《死》和《女吊》。10月8日，鲁迅抱病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活动。10月9日，按月预约的《漱石全集》第十四卷送到；10月11日，他还与许广平、海婴去法租界看屋，打算搬家养病。这18天里，现存书信就有18封。在这份日志里，找到的是一个人对生活本身一件一件的安排。鲁迅的悲剧，不是不爱生活的人的悲剧，而是太爱生活、且深知生活本可以更好的人的悲剧。

（四）人：一个人的社会网络

鲁迅似乎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一个拒绝被任何组织安放的人，却拥有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庞杂的人际网络。把日记当作数据来读，这个网络便有了规模、结构、频次和变化。

1.规模与中心

2005年版《鲁迅全集》日记部分的人物注释涉及1944位人物，包括亲属、师友、学生和通信者。按日记中出现的天数排列，居前的是：三弟周建人1268天，二弟周作人836天，内山完造及其书店798天，许广平716天，许寿裳704天，北新书局的李小峰686天，在北平代转家用的同乡宋紫佩511天。母亲鲁瑞324天，多为通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202天。这份名单说明，鲁迅网络的核心不是名流，而是家人、同乡、出版人、编辑和翻译者，是一个以亲情和工作为纽带的网络。

2.两张地图

文学史上与鲁迅并称、与鲁迅关系常被讨论的人物，在日记里很少出现。以胡适为例，1927年以后的一条相关记录，是1934年5月31日收到杨霁云寄来的《胡适文选》，并非直接往来。郭沫若，一天也没有。梁实秋，一次也没有。论战是公开的、历史性的；往来是私人的、日常的。两者勾勒出两张地图：一张是鲁迅与同代精英的思想距离，一张是他与普通合作者的日常往来。前者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位置，后者支撑着他每天的工作。只读文学史的人，只看得到第一张。

3.左联中的组织联系与日常往来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成立大会选出的七名常务委员之一。对照左联名单与日记，1927年至1936年间，周扬出现4天，田汉3天、夏衍5天，郭沫若、阳翰笙、李初梨为零。另一些作家与鲁迅往来较多：郁达夫181天，萧军123天，茅盾118天，徐懋庸88天，柔石80天，冯雪峰78天，胡风111天。但交往频率不能直接解释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的阵营。徐懋庸与鲁迅往来频繁，却成为这场论争的直接对象；冯雪峰、胡风与鲁迅关系密切，也曾担任左联组织职务。柔石早在1931年遇害，不能以其记录判断1936年的立场。组织联系、私人往来与论争中的意见，不能简化为两个没有日常交集的圈子。

4.论敌：对事不对人的证据

房向东《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导言里说：“鲁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全书上编立专章33篇，写36人；下编列短条近90，写91人。两编合计约130人。把其中可以核对的106人与日记逐一对照，有49人在24年的日记里一次也没有出现。按这一口径，陈源、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人的姓名未在正文检出，但未检出不等于从无接触。鲁迅所说“砭锢弊常取类型”，还须结合具体文章理解。他批评的是一种现象、一种立场、一种文风，被点名的人只是这一类型的标本。另一半同样重要：有24人在日记中出现十天以上，包括周作人、李小峰、钱玄同、林语堂等人。曾经亲密也不意味着分歧可以消除。鲁迅批评得最尖锐的，往往是曾经离他最近的人。他说过：“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

5.断裂是可以计量的

日记用数字的骤降记下关系的断裂。周作人。1912年至1921年，“二弟”“启孟”每年出现六十次到一百二十次。1923年7月14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一年只剩十余次；1924年只有一次，即鲁迅回八道湾取书时遭到辱骂和殴打的那一天；此后周作人再没有以兄弟的身份出现在日记中。对于记录习惯一向稳定的鲁迅，这种突然的消失本身就值得注意。一个几乎不在日记里表露情感的人，用四个字和断崖式的曲线记下兄弟之情的终结。徐懋庸。1933年11月第一次来信，日记中出现88天。1936年8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公开决裂。但藏书目录里还有一条记录：徐懋庸的译作《小鬼》，题“鲁迅先生教正”，日期是1936年10月1日。10月2日日记记收到此书。公开决裂之后，仍有一本书寄到了鲁迅手里。这张网以信任为经纬；信任一旦破裂，他宁可断绝，也不愿维持表面的和气。

6.跨国的笨工夫

鲁迅对仪式性的国际名流交往始终冷淡。他在给日本友人的信里说，不喜欢西洋式招待会或欢迎会，“好似画师到野外写生，被看热闹的人围住一样”。但现存112封致外国人士的书信显示了另一面：日本汉学家增田涉58封，日本歌人山本初枝24封，两人合计占七成以上。致增田涉的信大多逐条解答《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翻译中的疑难。最后一封写于1936年10月14日，去世前五天，解释“西崽”一词。鲁迅关心的不是被外国人看见，而是让中国的文学和学术真正进入别的语言，也让别国的好东西真正进入汉语。这种工夫，是笨工夫。

7.最后的赠书

中文藏书里，著录有他人题赠字样的在120处以上。1936年有日期可考的赠书，按题赠日期排列：9月5日赵家璧，9月14日邹韬奋，9月18日姚克，10月1日徐懋庸，10月10日孔另境。还有一位青年译者从东京寄来新书，写的是：“赠给病中的鲁迅先生。”孔另境的《中国小说史料》题赠于10月10日，鲁迅于10月11日日记中记收到此书，距他去世还有八天。直到生命最后阶段，青年们还在把自己的书送给鲁迅看。这些赠书留下了一群青年与鲁迅的联系。

（五）数据之外：鲁迅为什么跨越时空

把藏书、日记和人物三组数据放在一起，可以得到四点结论。

1.鲁迅的独立是有成本的。 书是自己买的，版税是自己争的，连通缉令的撤销，他也不愿托人疏通。数据显示的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付得起代价、也付出了代价的生活方式。许多知识精英以创办大学、研究所留名；鲁迅留给后世的主要遗产，则是文字和思想。九十年后，机构的性质改变了，文字没有。

2.鲁迅的知识是流动的和更新的。 藏书与日记相互参照，可以看到他晚年仍在扩展阅读范围，到55岁还在按卷买全集，重病中还在译《死魂灵》。他之所以没有过去，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停在某一本书上。

3.鲁迅的批判是阅读和思考之后的批判。 一些论敌的著作保存在书架上，另一些人的姓名却很少见于日记。藏书与日记呈现不同侧面，具体的阅读与交往还须结合文章和书信核实。他的锋利不来自隔膜，而来自了解。阅读和批判不是两件彼此排斥的事，书架留下的恰恰是这种复杂的关系。

4.鲁迅本人就是一个没有章程的组织。 日记所见的广泛交往、晚年每年数百条收信记录，显示出一种超出正式机构关系的联系。组织会解散，立场会转变，而鲁迅在无数次关系断裂之后，仍不断与新人建立联系。但数据也有边界。日记里最沉默的地方，恰恰是鲁迅最痛的地方；书架上找不到的书，可能恰恰是他读得最熟的书。《野草》里的虚无，《死》里那句“一个都不宽恕”，是任何统计都无法抵达的。数据可以呈现鲁迅生活的真实，却不能代替对鲁迅的阅读。

（六）结语

90年来，鲁迅被供奉，被争夺，被消费，网络上充斥着托名“鲁迅说过”的伪名言。鲁迅早有预言：“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对抗化石和傀儡的办法，是回到原始记录：他哪一天买了什么书，哪一天收到谁的信，哪一个月领到三元薪水，哪一夜体温三十八度二分。一个被欠薪的佥事，一个请律师讨版税的作者，一个带孩子看《米老鼠》的父亲，一个在日记里逐夜记下体温的医学生。这些细节不会削弱“民族魂”，只会让它更真实。

今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成为重新认识鲁迅的重要工具。在人工智能可以逐页清点他的书架、逐日统计他的日记的时代，每一组数字指向的仍是同一个人：清醒而不冷酷，绝望而不停步，锋利而不失厚道。

支撑鲁迅跨越时空的普遍意义的，是他的精神；使这种精神可信的，是他在具体时代里一天一天的生活，是一个清醒者受难与超越交织的悲剧人生。鲁迅曾希望自己那些批评时弊的文字“与时弊同时灭亡”，他在遗嘱里写道：“忘记我，管自己生活。”遗憾的是，他所说的那些时弊至今仍未消失。但人们应该有信心，它们终究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