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崛起考验美国全球优势

作者：马泰奥·乔瓦尼尼

（Matteo Giovannini）

中国工商银行高级财务经理、全球化智库非常驻研究员、香港大学“亚洲环球学人”计划研究员

预计十年内，中国和亚太地区的金融服务增加值将超过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出局。金融实力会随经济体量同步转移吗？

亚洲正朝着成为全球最大金融服务增长引擎的方向迈进。但更具深远意义的问题在于，这一经济转变，是否会转化为全球金融实力的重新分配。德勤的一份新报告预测，到2035年，亚太地区创造的金融服务增加值可能高达4.8万亿美元，而美国最高可达4.3万亿美元。这一预测反映出整个亚太地区正在进行一场大范围转型，其驱动力包括财富增长、中产阶级扩大、资本市场深化、技术变革以及亚洲金融生态系统日益成熟。

然而，这些亮眼数字不应被解读为亚洲金融中心即将取代华尔街。金融影响力远不止是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所创造的价值，还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货币的国际角色、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信誉以及跨境吸引、定价和配置资本的能力。美国在这些维度上仍然拥有非凡优势，这意味着即使亚太地区成为金融服务增加值的最大贡献者，也不会自动让全球金融实力同步转移。

这种区别对中美关系尤为重要。几十年来，美国的金融影响力一直远超其全球经济产出占比所对应的水平。美元仍是主导性国际货币，截至2025年底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约57%，且美国仍是全球最深厚、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2025年4月，美元还参与全球近90%的外汇交易。这些优势形成强大的网络效应，新兴金融中心即使基础体量快速增长，也难以复制。

▲3月25日，2026全球南方金融家论坛现场。（图源：新华社）

不过，美国金融主导地位的根基，正在经受亚洲经济转型的考验。该地区正以惊人速度积累财富，既创造了更大的储蓄池，也带来对复杂金融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德勤估计，未来二十年，亚太地区将有超过10万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跨代转移。与此同时，亚洲经济体需要大量资本来为基础设施、技术发展、能源转型和城市化提供资金。问题不再是亚洲是否会创造更多资本，而是这些资本将在哪里被中介流转、投资和管理。

中国必然会在这一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大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一，其债券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进展，尽管起点相对较低。2025年4月，人民币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8.5%，成为第五大交易货币。中国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旨在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各项举措，为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中国国际金融影响力与其经济规模的差距仍相当大。截至2025年底，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比不足2%，而美元接近57%。中国金融市场也尚未达到美国市场的全球开放度、流动性和制度一体化程度。这表明，中国的金融崛起，不能仅仅用其国内银行体系或资本市场的规模来衡量。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市场能否充分国际化，从而在中国境外影响投资决策、金融定价和资本配置。

香港同时展现了机遇和挑战，其战略价值在于能够连接中国庞大的国内经济与国际资本，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新加坡提供了一种不同但互补的模式，将金融成熟度与其亚洲贸易和投资流动中心的地位相结合。东京仍是机构资本的主要来源地，而随着印度经济和中产阶级扩张，孟买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因此，未来亚洲的金融不太可能由单一中心主导，而是更可能成为一个日益互联的金融枢纽网络，中国、印度、日本、香港、新加坡和其他中心发挥不同但互补的职能。

这一趋势或将逐渐改变经济实力与金融实力之间的平衡。更多亚洲企业将在更接近本土的地方融资，更多亚洲家庭将积累可投资财富，区域储蓄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将由亚洲机构管理。亚洲货币在贸易和投资中可能变得更加重要，而围绕亚洲市场设计的金融基础设施可能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一切并不需要美元失去其主导地位，更可能的结果是，长期高度集中于美国的金融体系逐渐走向多元化。

对美国而言，这构成了一项战略挑战，尽管未必是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金融市场仍保留着数十年积累的优势，包括深厚的机构资本池、复杂的金融产品、强大的法律基础设施以及无与伦比的美元流动性。这些特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惯性，经济竞争对手难以轻易突破。但惯性不应与永久性混为一谈。如果全球越来越大比例的经济增长、财富创造和资本形成发生在亚洲，亚洲金融市场的相对权重也必将增加。

对中国而言，挑战则有所不同。中国不仅需要一个规模更大的金融体系，还需要一个在国际上更有效用、更有影响力的金融体系。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中国与全球资本市场之间更深的联系、更强的机构信心，以及香港作为金融桥梁的持续发展，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但国际金融影响力最终既取决于经济规模，也取决于信任、可及性和流动性。因此，中国能否将其庞大的国内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金融影响力，部分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应对这些结构性约束。

也正是在这一层面，金融竞争与更宏大的中美战略关系日益交织。支付系统、投资限制、资本市场准入、金融科技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已不再纯粹是商业问题，它们日益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战略相互牵扯。全球供应链碎片化、相互竞争的技术生态系统的出现，可能强化这一趋势：各国与企业可能会选择金融关系多元化，同时依旧深度融入中美两大市场。

▲202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部主任斯里尼瓦桑（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亚洲各经济体可通过转向以国内需求为主的增长模式从而提振经济增长。（图源：新华社）

其结果不太可能是一场简单竞赛，中国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主导性金融强国。但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权重，也不太可能让现有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基本保持原样。更可能的情景是，一个更加多极化的金融架构逐渐出现，其中美国市场仍不可或缺，而亚洲市场也越来越难以被忽视。中国将是这一转型背后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它将与印度、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其他快速发展的金融中心共同发挥作用，而非单打独斗。

德勤的预测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亚太地区到2035年可能在金融服务增加值上超越美国，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经济权重与金融实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亚洲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引擎，而不必立即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但如果该地区日益增长的财富越来越多地决定资本在哪里筹集、投资、管理和定价，那么经济实力与金融实力之间的差别会逐渐缩小。

对中国和美国而言，核心问题不是最终谁取代谁，而是随着全球金融地理格局的变化，谁能继续保持不可或缺的地位。美国的金融世纪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亚洲变得更富裕而结束，但亚洲的崛起可能使下一时代的全球金融集中度大幅下降，而中美金融关系的演变，将成为决定这一新架构面貌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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