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增长7.8%，年轻人为何上街

　作为碳基人口最多、第1个被AI做空的大国，印度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方面，"印度速度"依然亮眼。据其8月31日公布的数据，今年4-6月实际GDP同比增长7.8%，私人最终消费支出增长7.1%，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1.9%。无论经济规模、消费乃至投资，都在快速扩张。

　　但是，民间几乎没有人为此欢呼。恰恰相反——持续了几个月的"蟑螂运动"愈演愈烈，声援者超过2500万，各地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抗议的印度年轻人源源不绝。10月16日，印度"蟑螂人民党"更是号召支持者当晚前往康诺特广场集会示威，势要把Z世代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力量。

　　他们究竟有什么不满？简而言之，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更多岗位、更高收入，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加艰难。

矛盾，公平

　　先看就业。10月15日公布的数据，印度9月失业率为5%，同比下降0.2%，劳动参与率同比提高0.2%，就业人口比提高0.3%。表面上看，几个指标都体现出温和改善的趋势。问题是，这种改善能在多大程度上惠及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

　　PLFS年报提供了更具体的数据：在同一"通常状态"统计口径下，印度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失业率为3.1%，15至29岁青年为9.9%，城市青年达到13.6%。之所以出现这种差距，和岗位结构有关。

　　2025年，印度领取定期工资或薪金的就业者占比为23.6%，自雇占56.2%，临时劳动占20.2%。也就是说，"灵活就业"者仍占大多数。

　　继续看产业分布，问题更加具体：2025年，农业仍吸纳印度43%的就业，制造业占12.1%。制造业就业占比虽然从2024年的11.6%提高到12.1%，但仍不足以同时承接新毕业生和希望离开农业的劳动者。

　　所以，印度社会当下需要解决两个问题：让普通劳动者获得生产率更高的工作，让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找到能够兑现学历回报的工作。但是，现实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

　　最大的催动因素，就是AI。Nasscom在今年的战略回顾中指出，越来越多企业正把AI嵌入业务交付，并扩大员工技能培训。尤其在科技行业，据其对2025—26财年的估计：行业营收达到3150亿美元，增长6.1%，员工规模增长约2.3%；直接就业规模接近600万人，全年净增约13.5万人。营收扩张明显快于增员。对企业而言，这是经营效率的进步；但对初入社会的青年人而言，如果入门任务被压缩，需要争取的就可能是要求更高、培训周期更短的岗位。

　　而这，又延伸到教育投资回报问题。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新增劳动力，但企业岗位扩张的比例却远远小于前者，竞争就会表现为更长的等待、更高的招聘门槛，以及对少数优质职位的集中争夺。企业能够从更多人群中筛选，求职者则需要承担更多准备成本。竞争越来越激烈，焦虑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氛围对"公平"二字自然越来越敏感。

　　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捅马蜂窝。5月3日，约200万名考生参加印度全国医学本科入学考试，居然因泄题被取消，6月21日重考。这场考试决定着考生进入医学院的机会，背后是家庭已经付出的补习费、生活费和备考时间。尽管考试局承诺退还原考试费，重考也不另收费，但这明显压不住怒火。围绕这一丑闻的持续抗议，迫使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

　　公务员招聘也出现了类似事件。7月底，贾坎德邦学生和求职者开始抗议当地公务员招考涉嫌泄题等违规行为；8月10日，数千人向邦议会抗议，要求取消部分考试、改革考试制度并由联邦调查机构介入。前一件事关系到能否获得专业教育，后一件事直接关系到能否拿到具体岗位。它们共同触及一个问题：家庭投入多年积蓄和时间之后，选拔程序能不能兑现公平竞争的承诺。

　　尤其是在当前环境中，岗位供给本就越来越有限，毕业生获得工作的等待时间拉长，家庭承担的准备成本随之增加。当普通家庭连"多读书、认真备考能否换来公平机会"都开始怀疑，就业焦虑就迅速转化为对公共机构的问责。而他们能够继续等待的时间，也正受到生活成本上涨的挤压。

选择的余地

　　最近的物价和利率变化，在压缩普通家庭的缓冲空间。据印度统计部门10月12日公布的数据，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54%，食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74%。食品支出越接近家庭预算的底线，这种涨价越难应付。尤其对尚未稳定就业、仍依靠父母支持的青年而言，这会直接减少家庭能够用于补习、迁移和求职的资金。

　　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少，就会有越来越多人被迫接受打零工或低薪岗位。对此，印度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试图降低企业接纳新员工的成本。总理就业激励计划PM-VBRY的预算为9944.6亿卢比，覆盖2025年8月1日至2027年7月31日的新增就业窗口。符合条件的首次就业者，可获得最高15000卢比的一次性补贴；雇主每增加一名符合条件并留任的员工，每月最高获得3000卢比。据官方公告，实施首年已有超过720万名首次就业者进入正规就业，超过150万名受益者领取了相关补贴。

　　但未来能否形成持续改善，效果依然存疑。更关键的是，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教育回报的差异越来越突出。薪资就业比重上升、部分科技企业继续增员、就业补贴持续实施，都支持岗位继续增加；农业就业占比仍高、青年失业率显著高于总体水平、行业收入扩张快于增员，又说明优质岗位的供给约束仍然存在。

　　受益较快的，是能够进入扩张企业、技能与项目需求匹配的青年。压力越来越大的，则是需要较长培训才能就业、家庭无法支持异地求职，以及长期集中竞争少数公共岗位的人群。增长继续，机会却会按照技能、地区和家庭承受能力分配。

　　如果制造业和普通服务业能够形成更广泛的招聘，年轻人还能拥有更多替代选择：考不上某个岗位，就去另一家企业；暂时没有拿到理想薪酬，就通过工作经验逐步提高收入。这能降低一次考试、一次招聘失败对家庭未来的决定性影响，社会情绪也更容易缓和。反过来，如果新增投资主要转化为设备、软件和少数高技能岗位，普通毕业生能够进入的职位增长有限，求职等待就会继续积累。此时，生活成本若继续上涨，家庭支持逐渐耗尽，就会有更多人被迫降低收入预期，或者把不满集中到招聘制度和公共部门上，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如果年轻人长期无法建立稳定收入，家庭就需要继续承担他们的生活费，消费和储蓄都会受到挤压。企业面对的国内需求随之受限，扩大招聘的动力也会减弱。就业问题拖得越久，越会反过来影响原本亮眼的增长。而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印度政府是否能把正在增加的产值，变成更广泛、可进入、能持续的职业机会。经济规模扩张可能很快，但一个年轻人从毕业到独立生活，能等待的底气却越来越薄。

尾声

　　此刻引起关注的问题，并非刚刚才发生，只是因为AI的催化，加速浮出而已。印度青年的焦虑，也不仅仅存在于印度社会，个中滋味，我们许多人想必并不陌生。

　　归根结底，判断社会的未来，就是要回答年轻人3个问题：我能不能找到工作，工资能不能养活自己，几年以后能不能过得更好。只有这些答案明确，技术红利的兑现才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