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日军机枪下死里逃生

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

10月8日，原本应该是郭秀兰95岁生日。四女儿胡二如打算，当天要给母亲买一个小蛋糕，拍一段短视频。

晚年的郭秀兰与小儿子生活在一起，胡二如每天上门照顾她，为她送饭、洗澡、打扫卫生。

10月6日傍晚6点多，忙完家务的胡二如与郭秀兰道别，她像往常一样摸摸母亲的脸蛋，“妈，我走了哦？”意识不太清醒的郭秀兰点了点头。

郭秀兰没有等到自己的生日。10月7日上午，胡二如接到弟弟的电话，弟弟说，母亲轻轻叹了三口气，再也没有醒来。

郭秀兰是今年离世的第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存20位。

▲郭秀兰去世后的灵位。 受访者供图

“你抱抱我嘞”

胡二如说，今年6月开始，母亲郭秀兰的状态就不太对了。

郭秀兰总是昏睡，意识不太清醒。送到医院检查，冠状动脉重度狭窄，血管堵塞约70%，已达到评估是否需要介入治疗的临界值。

“她的心脏跳动很慢。”胡二如说，一开始挂水保守治疗，郭秀兰的状态时好时坏。兄弟姐妹商量，决定赌一把，今年8月，郭秀兰做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

“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状态还可以。”胡二如回忆，但母亲毕竟年事已高，身体机能仍然在持续走下坡路。

晚年的郭秀兰卧床了六七年。年幼时她的右腿膝内翻落下残疾，行走不便，后来骨刺增生，膝盖肿得像一个球，常年与轮椅相伴。由于长时间卧床，去世前郭秀兰生了褥疮，胡二如每天要为她翻身清理。

尽管家里请了护工，但胡二如仍然是最操心最忙碌的那个人。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弟弟患有癌症，没有工作，靠低保和母亲的退休金为生，胡二如一个人扛起了照料两人的责任。

每天上午，胡二如做好母亲和弟弟的饭菜，送到他们家中。照顾母亲吃完饭后，胡二如给母亲洗澡梳头理发，为她按摩捶背抓痒。有时候郭秀兰仿佛小孩一样对着女儿撒娇，“抱抱我，你抱抱我嘞”，胡二如从后面抱住她，像照顾婴儿一样轻轻拍她。

天气好的时候，胡二如推着轮椅带她到楼下转转，郭秀兰居住的小区附近新修了地铁6号线，今年9月底开通。胡二如说，“妈，等地铁开了，带你去看看好不好？”郭秀兰点点头。

▲郭秀兰生前居住的房间。 受访者供图

生前最后两个多月，郭秀兰已经很少进食，“熬干了”，胡二如说，母亲瘦小的身躯每一寸肌肉都在萎缩，常常是刚喂进去的饭就吐出来。

有时候，为了劝母亲进食，胡二如把猕猴桃和橙子切得细细碎碎喂她，“恐吓”她，“不吃容易死的。”郭秀兰也不恼，慢腾腾回她，“死了好哎，天天一两趟跑你太累了太辛苦了。”

去世半个月前，母亲意识尚清醒时，她们提到了死亡和后事，胡二如问她是否要按照出殡习俗吹喇叭，郭秀兰摇摇头，“不吹不吹，住院已经让你花了这么多钱了。”她心疼女儿的不容易。

在更早的时候，郭秀兰已提前规划了自己的后事。2005年，她在江宁卧龙山买了一块墓地，次年，丈夫去世，就葬在了这块墓地里。“我父亲和我母亲离世，正好差了整整20年。”胡二如说。

大火把防空洞都烧塌了

关于郭秀兰的过去，胡二如很少问，郭秀兰也很少讲。但一些只言片语的讲述中，胡二如能感受到，那是母亲最深的痛。

郭秀兰出生于1932年，是宿迁人，早年全家来南京做生意。1937年，郭秀兰和爷爷、父母，还有两个妹妹一起住在南京北珍珠巷。当时爷爷40多岁，父母20多岁，郭秀兰5岁，二妹3岁，最小的妹妹才10个月大。

1937年，日军进城以后，郭秀兰全家与邻居们都躲进了防空洞，到天黑之后才敢出来。有一天上午，珍珠巷中出现了三个日本兵，巷子里的老百姓四处躲避，父母带着郭秀兰和年幼的妹妹躲进附近的防空洞中，而爷爷却不知道藏身何处。

尚在襁褓中的妹妹的哭声吸引了日本兵的注意，他们顺着声音找到了防空洞，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大概扫了有半个小时，洞里一片死寂。

2014年，郭秀兰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的场景，靠着洞口的一个穿着红棉袄的老太太往外爬，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端着刺刀朝她连戳十几刀，“把那老太太戳死了。”

郭秀兰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喘，同样趴在身边的是另一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贺孝和与他的母亲，“他们示意我不要动。”郭秀兰说，过了很久，这三个日本兵看防空洞没有动静了才离开。

当天夜里，郭秀兰听到防空洞外传来爷爷哭喊自己乳名的声音，“大巧！大巧！”原来是邻居告诉回到家的爷爷，他们一家人藏身在防空洞，心急如焚的爷爷前来寻找。

郭秀兰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连忙回应爷爷的呼喊。爷爷救出了郭秀兰和她的二妹，然后把贺孝和母子救出来，“他们浑身都是血，因为受了惊吓，贺孝和到现在还有点痴呆。”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郭秀兰回忆。

在生前的采访中，郭秀兰记得，爷爷还救过一个叫蔡子盛的人，那人四五十岁，腿被打断无法走路，爷爷把他背进附近庙里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救治。当时防空洞里有百十号人，被救出的只有十几人。

那时候，郭秀兰才知道，她的父母和最小的妹妹已经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了。次日，为了防止防空洞里还有活口，日本兵在洞中浇上汽油，放火焚尸。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最后防空洞都被烧塌了。

死里逃生的郭秀兰和爷爷在庙里住了七天，郭秀兰的爷爷三次被日军抓去干活，晚上才能被放回来。有一天，爷爷在回来的途中发现了一位被日军打断腿的同胞，南京寒冷的冬天下着大雪，爷爷将这位几乎冻僵的可怜人背回庙里，用火烤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

1937年那场浩劫夺走父母与小妹之后，爷爷无力长期照料郭秀兰，8岁的郭秀兰被送去一户胡姓人家做童养媳，这是乱世孤女能抓住的一条活路。

胡二如记得，母亲和她提起过做童养媳的艰辛，用劳动换一口饭吃。“什么都要做，做家务、割草喂牛，其实就是保姆。”直到17岁，郭秀兰与比她大六岁的丈夫结婚，婚后她陆续生下了五个孩子。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受访者供图

精打细算攒起家里的日子

1949年以后，郭秀兰进入火炬玻璃厂工作，丈夫也在煤建公司谋得一份差事。“我父亲性格比较老实。”胡二如说，父母感情不错，但父亲身体不好，最小的弟弟从未工作过，是母亲很辛苦地拉扯一大家子。

从胡二如有印象起，母亲总是忙得团团转，除了在厂里上班外，郭秀兰还会趁空闲时间去菜市场卖菜、捡拾垃圾废品，就这样精打细算一分一厘攒起家里的日子。

胡二如说，母亲心地善良，即使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遇到可怜人或是邻居需要帮助，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接济。

1979年，郭秀兰从厂里提前退休，胡二如接了她的班。退休后的郭秀兰也没有闲着，她在菜市场卖绿豆饼，丈夫打来的鱼也放在摊位上卖，一直干到她的腿再也无法支持她独立出门。

2010年，郭秀兰拄着拐杖出了一趟远门，去日本。日本南京大屠杀60年全国委员会邀请她在日本大阪、福冈、京都、神户、金泽、名古屋、东京7大城市举行的幸存者证言集会上发言。

▲2010年，郭秀兰受日本民间和平团体邀请赴日开展证言集会。受访者供图

从1994年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受日本民间和平团体邀请赴日开展证言集会，成为战后第一位赴日本当面讲述南京大屠杀亲历的幸存者。此后每年12月公祭日前后，这些日本民间团体持续分批邀请幸存者赴日本多城市巡回讲述亲历，一直持续到2015年之后，因幸存者普遍高龄、身体衰弱，不再安排幸存者本人赴日证言，改为幸存者后代前往日本讲述家族苦难。

“她记性很好。”胡二如从卧室里提出一个黑色皮包，那是家里郭秀兰生前留下的唯一遗物，里面有很多郭秀兰在日本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郭秀兰一身黑衣，神色严肃，与她合影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日本女士，她是这项活动的发起者——日本南京大屠杀60年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席松冈环，在日本的行程让郭秀兰与松冈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松冈环原本是日本大阪市一所小学教师，曾自费百余次来到中国，采访慰问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多次来到郭秀兰家中看望她。

胡二如说，母亲性格开朗大方，松冈环常年与她保持联系。就在今年3月，松冈环还打来视频电话，说明年一定来南京看她，郭秀兰笑眯眯地向她问好，“我很想念你呀。”

“她（松冈环）应该还不知道，我母亲去世了。”胡二如说。

郭秀兰去世后，胡二如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出殡、安葬、注销母亲的户口，都是胡二如一手操办。

郭秀兰享年94岁，按民间说法是喜丧。10月13日那天，按照当地习俗，胡二如去买了碗和红绳，吊唁的亲友前来送别高寿老人，家属要回赠一只装着红线的寿碗寓意“讨寿、沾福”。

郭秀兰生前不足10平方米的小卧室已经被清空，只留下一个轮椅。空荡荡的家中，母亲的痕迹正在一点点褪去。胡二如坐在餐桌旁整理完那一堆红线，把寿碗和红线送给了坐在楼下的几位老太太。走出小区门口，崭新的6号线地铁已然贯通，但胡二如再也无法实现推着母亲去看看地铁站的承诺。

值班编辑 康嘻嘻 王丹妮

星标“新京报”

及时接收最新最热的推文

点击“在看”，分享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