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老挝勐塞至琅勃拉邦一带，我随145野战医院出国执行医疗保障任务。那时，新东线公路正在紧张修筑，三个工程团分散在山地和密林之间，医院承担着伤病员的收治工作。
野外施工最怕突发事故。一天，一辆解放牌卡车疾驰而来，车上躺着一名浑身沾满泥水和血迹的工人。他在施工时被车辆挤压，出现严重挤压伤，送到医院时已经休克。
外科组立即组织抢救。手术室内灯光彻夜不熄，门外站满了前来打听情况的战友。几名医护人员撸起袖子，准备为伤员献血。遗憾的是，伤势太重，这名年轻工人最终没有抢救过来。
他和我同年入伍。一个普通的施工日，因为一次意外，生命停在了异国山地。对援老筑路任务中的牺牲，大家都感到沉重；但有些伤亡，本来可以避免。
医院里有位四川籍战士李富民，1971年入伍，身材敦实，平时爱开玩笑，做事却有些粗心。那段时间，一些老兵喜欢把废弃炮弹的铜质弹壳加工成花瓶，摆在宿舍里，觉得既实用又好看。
问题在于，炮弹并不因为年代久远就变得安全。有人曾尝试分离弹体，知道其中危险。一次午休，李富民在操场上用铁锤敲打一枚炮弹，想取出里面的铜壳。战友连忙劝阻，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死了算求！”
话音未落，炮弹突然爆炸。几名战友赶紧把他抬进手术室，医生们全力施救，但已经无力回天。事故发生后，援老筑路指挥部对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参与敲击炮弹的人也受到严肃批评。
这件事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战场上的危险往往来自枪炮，而在施工和生活区域，麻痹大意同样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钟水生后来回忆此事时，仍然心有余悸。
医院驻地位于山区。当地生产方式比较原始，但土地和气候条件不错，收成好的时候，种植一季便能吃上很久。老挝群众大多信奉佛教，性情朴实。按照部队纪律，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私下交换物品。
语言不通，交流主要靠手势和表情。医护人员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还把多余的蔬菜种子和种植方法教给他们。当地群众缺少药品，也很少接触罐头、海带和花生米这些物资，常常站在炊事班门口，看着大家洗菜做饭。
她们到底在看什么？
后来，一场慰问演出解开了这个疑问。1975年3月，中央慰问团来到援老筑路部队驻地，操场上挤满了官兵和当地群众。台上演员表演古彩戏法，从衣服里接连取出鱼缸、花瓶，最后还变出一盆火。
旁边的老乡看得惊讶，翻译转述说：“他们一定有神仙帮忙，东西不用种、不用做，也能变出来。”这时大家才明白，炊事班门口那些好奇的目光，是在研究中国人如何生活。
在国外执行任务，医疗工作只是其中一部分。为了改善伙食，部队还要自己养猪。炊事员由医生、护士和卫生员轮流担任，每半年轮换一次。我干满半年后主动申请留下，前后养了两年多。
猪圈离食堂有几百米，一二十头猪每天要吃两顿，每顿需要四五担猪食。雨季道路泥泞，扁担一滑，人和猪食桶经常一起摔进泥里。后来我干脆脱掉鞋袜，用脚趾紧紧抓住泥地，反而很少再摔倒。
没有足够的菜叶，猪只能吃从密林砍来的芭蕉树芯。砍伐时还要提防蚂蟥，密林里湿气重，一不留神便会被叮咬。女兵站岗也并不轻松。初到老挝的第一晚，我和另一名女兵便担任警戒，手里没有枪，心里却清楚，营区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三年的经历磨炼了人。养猪、站岗、护理伤员，看似都是琐碎工作，却共同构成了援老筑路部队的日常。期间，我入党并荣立三等功。回国后，我获提干；次年当选贵州省第五届人大代表。1987年转业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党办担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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