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拿到博士学位，曾被 15 所大学拒绝的女孩，却斩获诺奖

1988 年 10 月，70 岁的格特鲁德·贝尔·埃利恩（Gertrude Belle Elion）接到了一通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

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埃利恩、乔治·希钦斯（George Hitchings）和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ck），表彰他们「发现了药物治疗的重要原理」。

图源：诺奖官网

这个获奖理由很特别，诺贝尔委员会没有把奖颁给某一种具体药物。因为埃利恩一生参与研发和推动的药物，横跨了白血病、器官移植、痛风、寄生虫感染和病毒感染等完全不同的领域。

更特别的是，这位站到药物研究最高领奖台上的科学家，从未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

15 岁，她第一次知道疾病意味着什么

1918 年，埃利恩出生于纽约。

她从小成绩很好，却没有很早确定自己未来一定要成为科学家。真正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 15 岁那年，她的外祖父因胃癌去世。同年，她进入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学习化学。这背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

1929 年，经济大萧条重创了她的家庭，父亲的投资几乎全部损失。幸好亨特学院当时免收学费，否则以她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未必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4 年后，19 岁的埃利恩以优异成绩毕业。

埃利恩从亨特学院毕业时的照片。图源：诺奖官方专题

当时美国仍处在大萧条余波中，研究职位本就稀少，而年轻女性面临的门槛更高。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无力承担研究生费用，她只能申请奖学金、助教岗位和其他资助机会。而在当时的大萧条环境下，奖学金通常不会授予女性。

后来美国化学学会的资料提到，她经历了足足 15 次研究生资助申请失败。一些实验室甚至明确告诉她，不愿雇用年轻女性，因为女性会让男性研究人员「分心」。

埃利恩后来回忆：「在我开始敲那些门以前，我甚至不知道那些门原来是关着的。」

她想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进入实验室，但她所面临的阻碍却是她自己的性别……

埃利恩别无他法，只能另谋生路，但在这期间她却始终没有放弃进入实验室。

终于，有一位化学家愿意给她机会，而条件是——没有工资。埃利恩还是去了，因为在此时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工资了，而是是否能进入实验室。

一年多后，她才开始获得每周 20 美元左右的薪水。凭借攒下的钱，她得以进入纽约大学攻读化学硕士。白天工作，晚上和周末学习、做实验。

1941 年，她拿到了硕士学位。

战争，意外给她打开了实验室的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批男性进入军队，美国工业界开始缺少化学专业人员。此前不愿意招聘女性的实验室，也不得不开始接纳女性。

埃利恩终于得到工业实验室的工作，但她最开始做的，离「改变医学」还很远。她曾经在食品公司做质量控制，测泡菜的酸度、检查食品颜色，重复完成各种检测。后来她离开，并不是因为觉得这些工作不够体面。而是因为：

她觉得自己已经学不到新的东西了。

几经辗转，1944 年，26 岁的埃利恩进入 Burroughs Wellcome 公司。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科研生涯中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乔治·希钦斯。

格特鲁德·埃利恩博士和乔治·希钦斯博士的照片。图源：Wikipedia Commons

希钦斯正在尝试一种在当时并不常见的药物研发思路。在他们看来，与其拿出大量化合物，一个个试试看哪个有效，不如先问：

正常细胞、癌细胞、细菌和寄生虫，在生化过程上究竟有哪些差异？

如果能够找到差异，是否就能有目的地制造一种化合物，专门破坏疾病依赖的过程？这套思路后来被视为现代「合理药物设计」理念的重要先声。

而希钦斯交给埃利恩重点研究的，是一种生命最基础的物质：嘌呤。

如果只看科研成果，埃利恩之后几十年的履历甚至有些夸张。她和希钦斯尝试先研究正常细胞、癌细胞和病原体之间的生化差异，再寻找能够利用这些差异的药物。

沿着这条路线，他们研究嘌呤代谢，推动了 6-巯基嘌呤（6-MP）等抗白血病药物的发展；相关研究又延伸出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成为早期器官移植的重要药物之一；此后还涉及痛风、寄生虫和细菌感染治疗。

1961 年埃利恩、Hitchings、Roy Calne、Joseph Murray 与移植实验犬的合影。图源：诺奖官方专题

晚年，她所在团队又参与推动了抗病毒药阿昔洛韦的开发。阿昔洛韦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利用疱疹病毒感染细胞后产生的病毒酶优先完成激活，从而更有选择性地抑制病毒 DNA 复制。

白血病、器官移植、痛风、病毒感染，看起来毫不相关。但这些工作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找到疾病和正常生命之间的不同，再把那个不同变成药物可以利用的弱点。

这也是后来诺贝尔奖所说的「药物治疗的重要原理」。

埃利恩并不是不想读博士。

进入 Burroughs Wellcome 以后，她曾经一边工作，一边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修读博士课程。白天做实验，晚上上课，但后来学校告诉她，如果想继续获得博士学位，就必须辞掉工作，转为全日制学生。

摆在她面前的是两个选择：继续攻读博士，或者留在正在迅速展开的研究中，埃利恩最终选择了实验室。

44 年后，斯德哥尔摩给出了答案

从 1944 年进入 Burroughs Wellcome，到 1988 年获得诺贝尔奖，整整 44 年。

诺贝尔委员会没有因为 6-M、硫唑嘌呤，亦或是阿昔洛韦而单独奖励埃利恩和希钦斯。他们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发现了药物治疗的重要原理。」

这句话可能比任何一种药名都更准确地概括了他们的贡献。

癌症、器官移植、痛风、寄生虫、细菌、病毒——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疾病，在他们的研究中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疾病和正常生命之间，到底哪里不一样？

—— 找到那个不同，再把它变成药物可以利用的弱点。

今天的靶向治疗、结构导向药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药物研发，已经远远超过了埃利恩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

但那个最核心的思想却并不陌生：先理解疾病，再寻找它的弱点。埃利恩真正留下来的，并不只是几种药。她参与推动的，是一种更加理性地寻找药物的方法。

纵观埃利恩的人生，我们可以发现，真正限制过她的，从来不是「学历」，而是那些曾经认为：

女人不应该进入实验室的规则；没有正规博士训练就不能成为顶尖科学家的规则；一个人的科研能力必须首先由头衔证明的规则。

埃利恩并没有主动去做一个「打破规则的英雄」，她只是一次又一次选择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没有钱读研究生，就先工作。

没有实验室愿意收女性，就接受无薪职位。

博士和研究必须二选一，就留下来继续研究。

而当机会终于来到她面前，她证明了那扇门原本就不应该因为她是女性而关闭。

1999 年，格特鲁德·贝尔·埃利恩去世，享年 81 岁。

埃利恩晚年正式肖像。图源：Wikipedia Commons

她没有正式博士学位，但她获得了数个荣誉博士，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也最终进入美国国家科学院。

从那个到处敲门，却被告知「实验室不适合女人」的 19 岁女孩，到几十年后站在世界科学最高领奖台上的老人，她的一生大概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明一件事：

真正能够定义一个科学家的，最终不是性别，也不是写在名字后面的几个字母，而是她提出过什么问题，又真正解决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