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共话刘心武散文新著：写作者需久、敏、勇、博

10月17日下午，“在时间中凝珠：一个写作者的长路——刘心武《晚风拂柳笛声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茅盾文学奖得主、《晚风拂柳笛声残》作者刘心武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东捷围绕时间、记忆与文学展开对谈。

活动现场。

刘心武，1942年出生，曾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任教，在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并参与《十月》创办，在北京文联任专业作家，在《人民文学》杂志任主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中篇小说《如意》、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刘心武揭秘〈红楼梦〉》。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12年出版《刘心武文存》40卷，2016年出版《刘心武文粹》26卷。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德文、俄文、瑞典文等其他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

《晚风拂柳笛声残》是刘心武的最新散文集，书分三辑，第一辑写人，人如玉，追忆与亲朋师友交往中的真情与余韵；第二辑记事，事如霞，记述对时代的思考和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第三辑谈创作，文如锦，集结了他对文学的见解与苦心。从《班主任》的精神启蒙，到暮云春树的文化还乡，映照出半个世纪的文心风骨，可称当代文坛的备忘录。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东捷。

曾任《十月》杂志主编多年的陈东捷，在开场介绍中特别谈及刘心武与《十月》的渊源。他说，刘心武除作家身份外，还是编辑家，“大家不一定特别熟悉”；刘心武曾在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参与《十月》杂志创刊筹办，是十月文学出版社和《十月》杂志的前辈，后来到《人民文学》任主编。刘心武在随后的自述中回应道，“我的爱好、职业与谋生手段结合在一起，这种幸运很难得”。他还提到，此次《晚风拂柳笛声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而该社前身即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他早年即在那里开始向恢复后的出版园地投稿，如今新书由十月出版，别有一种文脉接续的意味。

久、敏、勇、博：一个写作者的长路

活动以笛曲开场，由中央音乐学院竹笛专业学生郝凤祥演奏。第一首笛曲为《姑苏行》，姑苏是《红楼梦》故事开始的地方，也是刘心武书中《姑苏赏二石》写到的城市。第二首笛曲则是刘心武书中文章《我们的田野》所关联的旋律。两首笛曲为分享会增添了悠扬而温润的氛围。

茅奖作家刘心武。

“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58年，那一年我16岁。”刘心武回忆道。从1958年16岁时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刘心武写作已有68年，他把自己的写作概括为三个字：久、敏、勇。久，是贯穿共和国文学历程的持续参与；敏，是对时代与生活的敏锐；勇，是面对困难仍坚持表达。

对于刘心武的写作特点，邱华栋补充了一个字：博。他认为刘心武在小说、散文、建筑评论及《红楼梦》《金瓶梅》研究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邱华栋列举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邮轮碎片》《飘窗》以及《红楼梦》续书28回，“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其中，他特别推崇《钟鼓楼》：“它以一场婚礼、一天的时间，穿透了千年的北京文化……茅盾文学奖于这本书而言只是一个奖项，而它本身已是一部经典。”李洱则从文本结构角度分析了《钟鼓楼》的“橘瓣式”写法：一个四合院、九户人家、四十多口人、一天时间，以子丑寅卯串起全篇，“吸取现实主义、意识流与建筑艺术，形成这样一种结构，非常特殊，很有中国特色”。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邱华栋还提到，刘心武大约20年前曾向他谈起一个写作计划：想写一系列人物，“像是墙上挂了一幅画，画框式的写作”，主人公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出现，男女皆有，文化人亦在其中，“写下去有一个景深”。邱华栋认为，《晚风拂柳笛声残》是一本炉火纯青的书，且刘心武追求的“画框式写作”在这本书中已见端倪，“刘老师把20多年前的画框式写作，变成了更快捷抓取的快照式写作，我觉得也特别好”。

从《班主任》的精神启蒙，到暮云春树的精神还乡，刘心武始终以写作穿越时代，在静夜中凝珠，在长路上前行。“我的写作没有什么大出息，没有成为非常有成就的作者，但我的贯穿性很强。”刘心武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国家培养了我，用它的文学作品滋润我，我自己又开始写作。因此，我很幸运，也很感恩。”

“双面绣”：散文里的个人与时代

刘心武从散文写作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独有的“双面绣”写法：一面绣出个人在时代中的存在感与独特见闻，一面绣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环境细节，将个人记忆与时代风貌交织。

他解释道，“回忆冯牧、茅盾以及诸多往事时，一面绣出的是我自己的存在感——我当时如何在场，所见、所闻、所感与内心的波澜；另一面，则在行文中不断嵌入那个时代的细节，绣出特定历史阶段的风貌，写出当时具体情境下那些不可多得也不可失去的细节”。他强调，双面绣不是绣完一面再绣一面，而是同时进行的，“在散文里面把自己个人化的东西和时代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一针一脚地勾勒出来”。

邱华栋从读者与忘年交的角度，印证了刘心武散文的细节功力。“我跟刘老师每年都要见几次，刘老师是特别会讲古的人，但他讲的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古，是刚刚过去的古，特别开眼界。讲到深入，我们两个人相对沉默，觉得人性怎么这么丰富，人的命运怎么这么曲折。”邱华栋统计，刘心武散文创作总量约600万字，“没有重复，体量相当大”，且这些散文极具风格、信息量极大，特别注重小细节。

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洱。

李洱对刘心武的散文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书中对冯牧、茅盾、林斤澜、茹志鹃等人的回忆，保留了珍贵的文学史细节。他引用宋人诗句“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来形容刘心武的写作境界：“如野鸭历经风浪后在水边安睡，带几分疲倦，也带几分安适，如老树着花，树上每根枝条都别有意味。”李洱还指出，刘心武在80年代的非虚构写作具有开创意义：“我们现在觉得新世纪之后非虚构写作蔚然成风，但新时期的非虚构写作是在80年代从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私人照相簿》这些作品开始的。当时还有张辛欣的《北京人》。”

陈东捷评价，这本书里的文字“好像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显得不动声色，这是最难的。没有到一定的功力无法实现，看似简单，但确实是写作难度最大的一种写作”。

“悲悯与讲和”：一个写作者的宽厚与和解

分享会上，李洱讲了徐复观与熊十力关于读书的一段故事，说明“看人当看长处”的道理：徐复观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向熊十力请教，专讲书中缺点，熊十力说，任何一本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只看不好的地方，你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也不会有长进。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才可以长进。徐复观后来以“起死回生”四字形容这番话对他的震动。李洱由此引申，在虚构作品中，我们可以直面惨淡的人生，直视淋漓的鲜血，但是写回忆长辈、同辈的文章，不管是写人还是记事，确实需要有仁爱之心。

李洱特别提到书中回忆林斤澜先生的细节：刘心武去医院探望，林斤澜被搀到椅子上坐下，脸上还带着笑，坐一会儿又被扶回床上，刘心武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哭了，过了半个小时林先生就去世了。“这篇文章，是在林斤澜先生去世很多年以后写的。文学有关生死，文学有关情谊，文明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李洱注意到，刘心武写与不同代际作家的交往，“面对老作家、前辈作家，有如侍坐；面对同辈作家，则有执手相看的感觉；与王小波、邱华栋这样的晚辈作家相处，则是温柔敦厚，有垂爱之感”。

活动现场。

邱华栋对此深有体会。他自述初中时数学老师推荐他读刘心武的小说集《这里有黄金》，“我一下就萌发了写作的愿望”。1993年，他登门采访刘心武，从此结下忘年之交。也正是那一年，刘心武主动提出为他编一本《城市中的马群》，并亲自作序。“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得到如此重要的前辈作家主动扶持……其间的感受，不难想见。”邱华栋说：“我这些年出版了不少书，唯独刘老师为我写过这一篇序，此外别无他序。”他称刘心武为“没有挂名的文学的班主任”：“刘老师有一个特点，一旦欣赏你、信赖你，便不会计较你有多少缺陷。”

刘心武在回应中道出了这种态度的深层根源：“我的文章里，充满了我与时代、与我所经历的坎坷、与我接触过的那些人的和解与讲和。人到老年，尤其是步入‘晚风’时节，要学会与现实讲和，与历史讲和，与他人讲和，更重要的是与自己讲和。”他解释书名取自李叔同填词的《送别》——“晚风拂柳笛声残”，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但他笑称，讲和并非停笔：“我的写作并没有终止，我明年还能写作。”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 通讯员 肖媛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