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法律为什么允许你包庇亲人

上一篇徙木立信，讲的是法律怎么让人开口相信。这一篇讲另一面，法律什么时候允许人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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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偷了羊，儿子跑到官府去作证，说自己父亲干了这事。这是叶公跟孔子讲的一个例子，他说他们那儿有个直人，就是这么做的。

孔子不认。他说，我们那儿的直不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孟子的学生把这个两难推到了头。桃应问，舜做天子的时候，他父亲瞽瞍杀了人，怎么办。孟子说，让皋陶去抓，抓就是了。那舜不管父亲吗。孟子说，舜会扔下天子这个位子，像扔一双破鞋，背着父亲跑到海边住下来，一辈子高兴，把天下忘掉。

这事记在《孟子·尽心上》里。抓，是法律的道理。逃，是做儿子的道理。两边都被孟子认了下来，谁也没让谁。

几百年后，这场讨论落进了法典。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六十六年的夏天，朝廷下诏，立「亲亲得相首匿」。诏书写得直白，儿子藏匿父母，妻子藏匿丈夫，孙子藏匿祖父母，都不追究。

孔子那句回答，从伦理语录变成了法律条文。

秦法讲告奸，邻里不检举要连坐。后来汉朝的诏书却写下，亲人不必互相检举。这块土地上的治理逻辑，换过一次方向。

到唐，《唐律疏议·名例》把它写得更细。同居之内，大功以上的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可以互相隐瞒。不光自己不揭发，连通风报信、透露消息也不治罪。关系再远一点，小功以下的亲属相隐，比照普通人减三等处罚。

《唐律疏议·名例》· 同居相为隐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法律在这里做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它明确允许你知情不报，而且瞒的正是自己家里的事。

这条律有一句尾巴。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谋反谋叛这类罪名，容隐不适用。

后世谈这条，容易读出温情来。我倒觉得没那么简单。古法愿意给家庭留这块空白，背后有几笔账要算。

在唐代，家不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赋税、兵役、治安，都是按户派的，家是朝廷与个人之间最要紧的一层。朝廷需要一个能自己站稳的家。把儿子逼到公堂上指证父亲，这个家此后还怎么过日子。

还有证据上的账。血缘面前，逼出来的证词值不了几个钱。儿子在堂上说的那些话，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别的什么东西。与其要一份不能信的口供，不如干脆不要。

但朝廷并没有把家整个让出去。同一部唐律，《户婚》一篇里写着，卑幼不经尊长私自动用家里的财物，十匹笞十，往上加，最重杖一百。家里的钱怎么花，法律要管。

《职制》一篇里写着，听说了父母或丈夫的死讯，隐匿不举哀，流二千里。这个口子不许你自己捂上，你得哭出来。

更硬的对照在《贼盗》一篇。谋反、大逆这类重罪，不但不能容隐，亲属还要缘坐，跟着一起受罚。缘坐的范围，唐律里也有讲究，女子已经许嫁定了人家的，归其夫家，出养、入道以及聘妻未成的，不追坐。明清两朝把缘坐的范围又往外扩了不少，一直到清末改律，才从律文里删掉。

空白也不只是留给你的一份好处。唐律《斗讼》一篇里规定，告发期亲尊长、外祖父母、丈夫，哪怕句句属实，也要判徒二年。告的罪名越重，罚得越重。只有谋反、谋叛这类事，才可以去告。也就是说，父亲犯了普通的罪，你不仅说不说由自己，你还不能说。家人之间不许互相指证，在古代法里是一条禁令，不只是选择。

一边容隐，一边缘坐，还一边禁止告亲，都写在同一种律里。一个国家愿意替你瞒下偷羊的父亲，也会因为你父亲谋反，把你一起带走。这里头没有自相矛盾，是把两件事分得很清楚。偷羊算家事，谋反算国事。那块空白只留给家事。

明代把这条原则改称「亲属相为容隐」，能相隐的范围比唐律更大一些。家里的奴婢、雇工替主人隐瞒，也不治罪。

今天翻开现行法，这套东西已经不在了。

《刑法》第三百一十条是窝藏、包庇罪。替犯罪的人藏身、作假证明，可能构成犯罪。条文里没有「亲属」两个字，亲属关系不是免罪的理由。

你替父亲藏起来，法律上一样可能算包庇。

现代法不认这套，理由也得摆出来。国家追诉犯罪靠的是证据，要是每个家庭都能把人藏住，受害者讨还公道的路就被堵死了一半。

犯罪的代价，不能只让被害人和他家里扛。这一头，同样有道理。

不过有一处地方，让了一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也就是说，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被强制站到法庭上去说话。

从「不以罪论」到「不被强制」，这中间的距离，就是两千年。

那块空白到底在防什么。

我想到的不是亲情，是别的东西。要查清一件案子，最省事的办法是让每个人开口。可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开口，家就散了架子。它不是家了，它是行政的末梢。父子之间的话，兄弟之间的话，夫妻之间的话，全都登记在册，随时可以拿出来当证据。这样的家，是被穿透的。

容隐这条律做的，是在权力上留了一个口子，让有些话可以不说出去。

我得说清楚，古今不能直接比。古代法是等级法，容隐按亲疏分等，大功以上全免，小功以下减三等，按血缘远近来折价。而且它不是平等地给所有人，部曲、奴婢可以替主人隐瞒，主人却不必替他们隐瞒，是单向的。古法留那块空白，一部分原因也是当时的官府没有能力查清每一件案子，退这一步是务实，未必是善心。

但那个问题今天还在。现代法只在证人出庭上让了一步，用的还是「可以不被强制」这样留了后手的写法，没有写成「可以拒绝作证」，更没有写成「免除作证义务」。这一步很小。

它认下的是一件事，有些真话，法律不能逼着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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