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喻琬淋：印度的大国叙事为何在国际市场“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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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喻琬淋

编辑|佳仁·云丹吉

审核| 余佳轩 朱依林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不断提高面向世界宣扬国家叙事的调门。莫迪政府给自己准备了三顶帽子——"全球南方领导者""民主之母""世界导师"（Vishwaguru）。新德里试图向世界证明：这个拥有古老文明、庞大人口和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已经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全球坐标。但坐标自定与外部承认之间，往往隔着一道裂缝——而这条裂缝，正在海外抗议、移民争议和民意调查的数据中不断扩大。

一、自我认知：

“世界导师”是怎么炼成的？

印度的这种自信并非外交场合的修辞。2019年，时任印度副总统文卡亚·奈杜（Muppavarapu Venkaiah Naidu）公开呼吁印度“再次成为世界导师和创新与知识中心”。2026年1月，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最高领袖莫汉·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围绕“正法”（Dharma）概念，再次阐述印度誓做“世界导师”的愿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中，“世界导师”并非突然出现的口号，而是一种历史身份复兴。在印度教精英眼中，古代印度是全球知识中心，拥有丰厚的“文明资本”，但域外伊斯兰教统治和西方殖民统治使印度文明蒙尘。因此，当代印度所做的一切也只是“恢复本来的位置”。

印度精英对“民主之母”的理解逻辑也很相似。他们认为，印度面对极其复杂的宗教、语言和族群构成，但仍然能够维持国家统一，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民主实践。他们将印度的民主传统追溯至1947年独立之前，试图在更早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找到源头。2023年G20峰会期间，印度政府专门设置“印度：民主之母”展览，向与会者展示从古代社会传统到现代选举制度的“印度民主史”。莫迪还在G20峰会上宣称，作为“民主之母”的印度，对话和民主原则的信念“自古以来坚定不移”。

在文明与民主叙事外，印度还认为自身发展成就已支撑起“Mahashakti”的想象。印度语境中的“Mahashakti”可理解为“大国”或“强大力量”，相关表述反映出印度希望跻身世界主要强国之列。印度官方声称“印度正在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认为该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连续多年为全球增速最快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制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很多“全球南方”国家艳羡的成就。例如，印度尤其喜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介统一支付接口（UPI）等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并将其视为可以向全球南方分享的“印度经验”。印度希望证明自己不仅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也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由此看，印度的“大国叙事”有一套相对完整的逻辑：文明传统提供历史合法性，民主制度提供政治合法性，经济增长提供现实依据，这使“印度应该在世界上拥有更高地位”“印度是世界导师”的认知，看起来顺理成章。实际上，实力增长和高调叙事并不总能自动转化为其他国家对印度的认同。

二、形象反噬：

“文明输出”和“人才输出”引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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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际形象面临的挑战已不只是个别国家的舆论波动。近来的民意调查、移民争论和围绕印度政治的抗议都显示，印度希望传递的国家形象与海外对其实际观感间正出现巨大的落差。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8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中，对印度持正面看法者的比例为45%，持负面看法者的比例达41%。其中，美国公众对印度的评价自2023年以来逐渐转冷，2026年仅45%的美国受访者对印度持好感，50%持负面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上次调查以来，土耳其、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墨西哥、孟加拉国等10个国家对印度的评价有所下降。这组名单中的国家大多不属于印度所批评的“西方媒体偏见”范畴，相反不少正是印度宣称要代表的“全球南方”成员，这直接冲击印度“全球南方代言人”叙事的说服力。

移民问题争议能更具体展现落差。在加拿大，围绕印度移民的负面舆论持续升温。社交媒体上大量关于印度裔人口聚集的视频被反复传播，并被加上“加拿大正在被殖民”一类极端情绪化标签。同时，印度社群在公共空间庆祝传统节日，也被部分民众解读为“文化入侵”。许多海外政客为了迎合这种情绪，更加频繁发表针对印度和海外印裔的政策和言论。例如，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持续收紧H-1B政策，2025年提高审查门槛，2026年10月更进一步，又宣布制裁部分印度企业，暂停多家被指滥用工作签证项目的公司（含印度主要IT企业）的相关签证申请资格。显然，这些举动或多或少存在迎合时下“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排斥印裔的取向。

类似争议也出现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2026年7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两国期间，当地均爆发抗议。在墨尔本，反伊斯兰恐惧症联盟及人权活动人士在莫迪出席活动的场外挥舞标语，抗议印度的宗教歧视和少数群体迫害问题。与此同时，也有反移民人士高呼将印度人驱逐出澳大利亚。在奥克兰，反移民示威者同样要求遣返移民。

印度最核心的“文明输出工程”也遭遇了挫折。2026年8月，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领袖巴格瓦特应邀赴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出席“世界一家”（Universal Oneness）庆典并发表演讲。这是RSS百年庆典框架下的海外公共外交活动，意在向海外印度人与当地社会推介印度文明传统与印度教思想。结果却遭到在美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徒与达利特团体的联合抗议，他们直指RSS具有“反少数群体”的属性，并批评所谓“世界一家”实际上只服务于印度高种姓群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同期批评印人党与RSS歧视宗教少数群体，并指控印度对包括锡克教徒在内的境外少数群体实施跨国镇压，呼吁对相关组织与人员采取措施。

一个月后，同样的戏码在伦敦重演。巴格瓦特访英期间，英国南亚团结组织发起抗议，印度工人协会及其他侨民和民间社会组织也加入抗议行列。英国锡克教联合会战略委员会主席阿姆里克·辛格（Amrik Singh）批评称，“RSS并非普通的宗教或文化组织，而是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的运动，其活动加剧了社会分裂，并助长对少数群体的敌意”。印度希望输出“文明”与“精神智慧”，但所在国民众却直接将相关活动打上政治烙印。更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抗议的不只有当地社会团体，也包括海外锡克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达利特群体。这表明印度国内分歧正通过侨民网络在海外政治体系中蔓延。

在文化领域，印度电影、板球等原本具有跨越政治分歧能力的文化产品也被卷入印度与邻国的政治冲突。例如，电影《杜兰达尔》因鲜明的反巴基斯坦和宗教对立叙事在中东多个国家遭禁。再如，板球也被卷入印孟外交摩擦。一旦文化产品过度承载民族主义和政治对立，其国际传播反而可能受到限制。

虽然这些现象并不必然指向印度国际形象“崩塌”，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当印度越来越希望世界各国认可其“大国”身份的时候，全球审视印度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三、人口外溢与政治外溢：

大国叙事的结构性裂缝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经济结构、人口流动、侨民政治等是导致外界对印度国家形象评价变化的根本点。海外人才和侨民网络成为国家资产的同时，也可能把国内的结构性压力带到国际舞台。

印度不缺GDP增速的数字，但缺能吸纳大规模就业的产业结构。因工业化结构缺陷，“人口红利”正异化为“人口外溢”。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2025年10月报告显示，由于印度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制造业的GDP占比十余年来从未超过20%，始终在14%至17%徘徊，没有完成创造大规模就业所需的工业扩张。因此，约46%的劳动力仍滞留在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

青年群体严重承压，毕业生“有学历没岗位”的落差不断扩大。定期劳动力调查（PLFS）显示，城市青年失业率约13.6%，而15-25岁毕业生失业率据研究机构估计接近40%。高等教育在快速扩张，高质量正规岗位却在缓慢增长，教育、技能与现有岗位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当国内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岗位，过饱和人口就会以留学、技术移民、劳务输出等形式持续外溢。当前印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移民来源国。

因国内承压，印度政府还主动引导人口外流。莫迪政府将庞大劳动力，包括规模可观的STEM毕业生群体定位为发达经济体技能短缺与老龄化的“解决方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已与26个国家签署劳动力流动协议，且仍在扩展。对印度而言，这套模式收益明显。印度长期是全球最大的侨汇接收国，在汇率与外汇压力上升时，侨民存款甚至能成为“应急资金池”。例如，2026年夏天印度国内银行鼓励侨民将资金存在国内，据称筹集了超过500亿美元，以提振印度卢比汇率。

人口外溢帮印度政府缓解了国内压力，客观上也使印度移民在目的国的就业密度上升，成为本地政治辩论中的高频议题。但需要明确的是：移民政策争议不能等同于针对特定族群的歧视；印度裔移民凭借专业能力进入各行业的轨迹，本身是正常的社会流动，但在一些当地群体看来是挤压了东道国民众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资源。此外，当印度国内的教派政治与民族主义叙事经侨民网络外溢时，它与目的国的右翼民粹相互催化，使“印度”成为显眼的靶标。

以美国为例，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数据显示，2024-25财年美国批准的40.6万份H-1B申请中，有28.4万个签证持有者来自印度，占比69.9%。印度裔在科技、金融、教育和医疗等行业表现突出，部分人还进入企业管理层和专业领域的关键岗位，这也意味着相当比例的优质岗位由印度裔人士担任。皮尤数据显示，美两党支持者对印度好感度同步下滑。

侨民网络带来的另一重挑战，是母国的政治矛盾和恶斗可能延伸到所在国。印度与加拿大近年来发生严重外交争端，围绕锡克教分离主义活动及针对海外锡克教人士的暴力指控。美国也因海外锡克教人士安全问题卷入相关争议。此类事件不仅影响双边关系，还进入所在国的议会辩论、司法程序和媒体议程。海外印度社群本来可以成为连接印度与其他国家的桥梁，但如果侨民政治被母国的党派竞争、民族主义动员或安全争端牵引，侨民网络就可能从软实力资源变成外交摩擦的前线。

与此同时，印度侨民在所在国的活动也显现出高度政治化的趋势。印度侨民的政治能量同时作用于两方面：在所在国推动印度的外交和贸易利益，在印度国内参与政治、支持政党、筹集资金。而一同被动员起来的往往不只是“印度利益”，还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议程。例如，印度教美国基金会（HAF）在美国游说，削弱加州学校关于种姓歧视的标准。世界印度教协会美国分会（VHPA）与部分福音派团体合作，传播反穆斯林话语。于是，“抱团”在部分所在国舆论中，不单被理解为文化凝聚，更被政治化地解读为母国意识形态、“反对异己”的延伸。

四、"世界导师"需要先管好自家课堂

图源：“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

诚然，印度过去几年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形象建设。问题不在于印度有没有资格追求大国地位，而在于它所讲述的国家故事能否经得起现实检验。若印度能够让庞大而年轻的人口更多参与经济增长，让海外印度人的故事主要围绕“人才与社会贡献”展开，并让“世界一家”的承诺真正容纳不同群体，那么它的大国叙事才更容易获得外界认同。反之，如果自我定位不断拔高，实际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叙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作者简介：喻琬淋，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亚研究小组成员。

本文转载自“澜湄国传”微信公众号10月15日文章，原标题为《印度的大国叙事，为何在国际市场"滞销"？》

本期编辑：佳仁·云丹吉

本期审核：余佳轩 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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