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今年最惊喜的中文写作

内蒙古的夏天会下雪吗？

在《逃走的人》作者李颖迪的记忆里，总有这样一个场景：爸爸喝醉了，躺在内蒙古的沙地上，吃着沙子，说夏天下雪了。怀着妹妹的妈妈和九岁的她站在旁边，想拉起爸爸，却怎么也拉不起来。

这样的场景曾在她的记忆里纠缠不止。直到有一天，她尝试写下自己的故事，这些画面终于被凝为完整的结晶，从肉身脱离，犹如卸下重负。

在书写时代的“逃离者”后，李颖迪将笔转向自己的来处和家庭，回望童年的庇护所，写下首部自传体作品《空地》。家是避难所，又是创伤最早发生的地方；是我们总想要逃离，却最终发现无法离开的过去。

《空地》中，“我”的爸爸李建海，信奉“不会赚钱的人就是个废物”，他曾凭借这蓬勃的欲望走出大山，又逐渐被这欲望吞噬。“我”的妈妈生下第一个孩子后辞去了工作，生活围绕着家和包点店展开。这次，她怀上一个新生儿，“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小小的人来说，出生到底算不算件好事”。

《空地》讲述一个普通家庭走向分崩离析的过程，揭开家庭关系中的爱与污秽，也写下千禧年后一代人共同的迁徙、狂飙与失落。

李颖迪用近乎社会调查般的冷静目光，写下同一屋檐下的三代人，却仿佛生活在不同时区。她也记录那些尚未被处理的痛苦，如何一代代遗留，直到刻进Z世代青年的身体和语言里。就像豆友@格一读后评论：“有一种大家身在同一个情绪的洞穴里，有人举起了火把的感觉。”

直到很多年后，我们才有力气直视那个装满童年创伤的“抽屉”，而拉开它的那一天，也是成长真正完结的句号。

以下文章节选自《空地》，一起重返千禧年代。

我和妈妈坐在前往内蒙古的火车上。火车从长沙到北京，再转去呼和浩特，三天两晚。这是我们第一次坐软卧。以前，我们总是坐在绿皮车拥挤的硬座车厢，经常抢不到座位，就站在车厢连接的地方，那里的铁皮地板晃得厉害，像蛇一节节蜕皮。现在，我和妈妈第一次坐在干净的、四人一间的车厢，床比硬卧宽敞，被子和枕头上没有头发，也没有皮肤碎屑。当时，妈妈怀孕到第八个月，肚皮鼓成一个大圆球，才决定买一张软卧票。车票要三百来块，在二〇〇六年还算是奢侈的事情。

列车关灯，我侧过身，担心踢到妈妈的肚子，收拢双脚。我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她睡着了，卧铺里响起鼾声。窗外有月光，火车慢悠悠掠过树林，影子就像挥舞的手指一样落在墙上。我听着妈妈的呼吸，想着起伏的肚皮下还有另一个呼吸的声音。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小小的人来说，出生到底算不算件好事，毕竟爸爸去内蒙古前刚和妈妈争吵过一次。那是个晚上，吃过饭，爸爸在客厅里看电视，妈妈洗完碗，用围裙揩掉手上的水，也来了客厅。我当时应该是坐在一道屏风背后。说是屏风，其实是个红木柜子，用来区隔家里的客厅和餐厅，柜子左侧有道十厘米宽的缝隙。我就坐在那缝隙背后。

透过缝隙，我看见妈妈走向爸爸。

把你的手机给我。妈妈说。

干什么？爸爸说。

不干什么。妈妈说。

你发什么神经？爸爸说。

妈妈站在电视机前，就那样看着爸爸。

行，爸爸说。他拿起灰色的翻盖摩托罗拉手机，往地下狠狠一砸。手机落地后他又捡起来，再砸第二下。摩托罗拉散成好多块，落在不同的瓷砖上面。在灯光的照耀下，玻璃碴亮晶晶的，如同雪散落在地。

他们都没再说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拿来扫把和撮箕，把摩托罗拉扫走了。我坐在屏风背后，不敢发出声音，就看向客厅天花板那盏圆形的灯，一些黑色小虫像米粒一样贴在灯的内壁。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又到底是怎么钻进去的。虫子还能找到来时的路吗？或许，待在温暖如同牢笼的灯罩里也是件幸福的事情吧。

那场争吵过后，包点店的每件事似乎都在脱离妈妈的掌控。馒头里过重的苦碱味，比以往浓稠到搅不动的绿豆粥，她站在桌前，围裙沾满淀粉，像是忘记了该怎么揉面，静静站在那里。还有一次，她坐在板凳上，手里拿着顾客买烧卖递来的百元钞票。她将钞票举起来，又拿起紫外线灯。早上摸起来明明是真的，她说。在那时，一百块意味着一百个烧卖、一百个榨菜肉包、两百个银丝卷或白面馒头，也意味着很多个凌晨三点半起来的日子。她看着钞票，看了许久，再没说什么。

那一年里我有时跟着爸爸住。爸爸在长沙推销油漆，周末的时候他带我去散步，我们从赤岗冲走到东塘的地下街道。他带着我穿过那些昏暗的隧道，冷色的灯光披在路人的身上。穿过隧道后我们走到肯德基，长沙的第一家肯德基。我们一人买了一个甜筒，爸爸答应下次给我买儿童套餐，鸡翅和雪顶汽水，条件是要做个好学生与好孩子。我点点头，在分别面对爸爸和妈妈时我已经学会了假装那些事不存在也不该提。为了能拿到儿童套餐的那些小玩具，我努力地考试和做第一名。装上发条的叮当猫、胖丁八音盒、奇奇小妙厨。买完甜筒，我们坐公交车回家。有一个喝醉的男人叫我们滚下去。爸爸像一堵墙站在我的前面，像在捍卫什么，或者只是他认为不能后退。

又过了一段时间，妈妈怀上第二个孩子。这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我妈妈一个天真的手段。可能这次怀上的就是个男孩。

妈妈问我，希望有个弟弟还是妹妹。

妹妹，我说。

妈妈问我为什么。

我一定露出了儿童般的微笑。女孩儿更听话，我说。

包点店要关门了，沾着面粉污渍的大家伙——其中一台机器还吃进过我阿姨的手——被打包出售。大蒸屉由于常年经受高温，木条变得黑黢黢。流浪的瘦弱的黑猫，皮毛里有些疤瘌，露出粉色的肉块。妈妈总拿包子喂它。但现在，由于新生命的到来，妈妈担心猫身上的寄生虫，就把它抓进塑料袋，丢进了垃圾桶。

无数的眼睛，在楼道，在保安室，在临街的干洗店里，盯着女人的肚子。春天，爸爸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内蒙古，妈妈不再敢出门了。她越来越害怕敲门的声音。很久以后她才会提起，外婆怀第五个孩子时躲到了山上一间破败无人的瓦房。她真厉害啊，他们都不知道她躲到哪去了，妈妈说。

我和妈妈待在家，晚上也不开灯，用长条的白色蜡烛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蜡烛是劣质品，火柴点燃灯芯时总先飘起一缕黑烟，再发出一阵嗞啦啦的声音，健康的火苗才慢慢升起来。我在烛光下铺着小学三年级的作业本，计算鸡兔同笼这类问题，有时紧张地算到最后一步时，妈妈却躲在阳台的窗帘背后，说楼下大喇叭又响了。

少生！晚生！优生！喇叭里说。

妈妈反复做着一个梦。梦里有四个人架着她。她从梦里醒来，一次一次地叫喊。

妈妈跑回客厅，吹灭蜡烛。我只好把笔放下，合上本子，在黑暗中静静呼吸。

直到夜晚的寂静来临，我们才会再次点燃蜡烛。烛光照着妈妈的脸，将她的身影投向远处的墙。那年妈妈三十六岁，褐色的斑点已悄悄来到她的眼角。我来到她的身后，来到那堵墙。我们的影子就像白色的蜡油那样融化，又牢牢凝固在一起。

李建海经常说，行囊空空不是值得炫耀的事，你的努力够不够？经济时代，不会赚钱的人就是个废物。嗨，我努力的干劲，你们都不知道。他觉得是凭借这些才在内蒙古获得好运。在长沙做油漆推销的时候，他要一桶一桶地卖树脂、沥青和油漆。后来，他在内蒙古认识了刘老板。贵人啊，他说，刘老板，人生在世，谁不得靠几个贵人？刘老板做房地产。他跟着刘老板，雇了十多个工人，在工地刷油漆，先是内蒙古，后来又去广西、青海、新疆。工人们戴无纺布口罩，暗红色的油漆从刷毛边缘滴下来。油漆给李建海带来车子、房子、情人，还有数不清的应酬。饭桌上，他的脸涨得通红。恭喜发财，事事顺利，他举起白酒杯，来来，干杯啊。

五年里，李建海的油漆生意越做越大——直到一个工人触电，从脚手架摔下来。那人是他妻子的妹妹。我要是早点和你离婚，她就不会死，葬礼那天，妻子说。可能出于某种不安吧，或是厌倦了，李建海不再卖油漆。他把挣来的钱投入股市。后来他反复念及一句话，千股跌停，千股跌停。他眼看着那些钱在股市里消失。

努力，总有东山再起之日，李建海又说。

| 作者家楼顶的空地

你以前总喜欢捡破烂，李建海说。

他说的是那些石头。不上学后，我无所事事。在妹妹停止哭泣的短暂时刻，我也得以拥有空隙。我经常来到小区楼下。楼和楼中间有一个干枯的喷泉池，底部垫着一层灰扑扑的鹅卵石。每次沙尘暴，池里就要积一些沙子。我从里面挑一些好看的石头，带回家，用水冲干净，藏在床脚，搭成一小座石塔。喷泉附近总有几只蝴蝶。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蝴蝶，黑色的翅膀上面有眼睛一样的蓝色斑点。蝴蝶喜欢停在水池边缘。有天，一只蝴蝶飞在眼前，我张开手掌，它就停在我的手心。

你那时候就开始应酬了，总是喝酒，我说。

我没和李建海提起蝴蝶的事。不过黑色蝴蝶从我眼前飞过，我盯着它。在灰暗的毛坯房里，蝴蝶再次停了下来。

是啊，他说，但现在可不能喝喽。

内蒙古盛行喝酒，想卖出更多油漆，他就得喝掉更多的酒。每次喝完，回到家，他总是倒在厕所，哇的一声吐出来，妈妈就得皱着鼻子去处理。

有天你很晚才回来，我说。

哪天？他说。

那天，到晚上十一点，看你还没回来，我和妈妈就出门去找你，我说。

是吗？他说，我不记得了。

李建海拿起茶壶，又把开水往紫砂蛤蟆身上浇，说这样能让蛤蟆越来越光亮，就好像真是什么宝贝似的。这几年他越来越胖，又得了糖尿病。我上次见他还是在他和妈妈离婚后，坐在一家主营猪脚的饭店，为这几十年来的事情继续吵，好像离婚协议书也没能结束这一切。吵到最后，桌上没人说话，只有李建海不停吸溜鼻涕的声音。他的鼻涕也太多了，可能混了些别的东西吧，我也不清楚。我对李建海的记忆便是如此，只留下一些碎片，在那些碎片里我能够记起他说话的音调，脸上的神情，除此以外只有大片模糊与空白。

此时，我看着李建海的脸，继续回忆着在内蒙古，在呼和浩特的那个夜晚，我和妈妈离开家，坐上一辆三轮车去找他。他在一家涮肉店，离我们不远。下车后，我看见他和一群男人从饭店里走出来。唉，李建海，黏糊糊地倒在人群中间，有人扶着他的左胳膊，有人扶着他的右胳膊。他就这么被抬了出来。我和妈妈匆匆上前，接过来，在内蒙古的黑夜里扶着他。我们三人往家的方向走。夜晚很冷，街道空旷，不远处有一辆卖西瓜的小货车。西瓜垒在后面的货斗，有些被切成两半，车上四处是混着沙瓤的汁水。一元一个，一元一个。卡车主人，一个戴军帽的中年男人，看我们走来，吆喝了两声。

我的嘴里想起那种西瓜的甜蜜，还想起李建海迈着重重的步伐走向那堆西瓜。

靠近卡车时，李建海，我的爸爸，这个三十六岁的男人忽然倒在路上。他的眼睛由于酒精浮肿泛红，还有一些浑浊的眼泪。大肚子的妈妈和九岁的我没办法扛起他，想去拉他的手，怎么也拉不起来。他躺在飞扬着灰和沙的路面，先展开身体，往左边滚，又往右边滚。滚累了，他就蜷缩起身子，半闭眼睛。

快起来，妈妈说。但爸爸才不理她。卖西瓜的男人转过来，也看着爸爸。

过了一会儿，李建海的双手像划船一样在地上摸索，又抓起一把沙子。

这是雪吗？他问我们。

他举起那把沙子，一些吃进嘴里，另一些顺着指缝间流下来。这是雪。他咀嚼着那些沙粒，沙粒摩擦着他的牙齿，舌头，还有红色的牙龈。内蒙古的夏天下雪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