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0月18日，东京秋叶原。一个金发白人女性举着一根旗杆，上面挂着三面旗：彩虹旗、巴勒斯坦旗，最下面是一面日本国旗，但中间那个红色的圆被挖掉了，只剩下一个白底上的洞。日本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炸了锅，有人喊“警察太没用了”，有人说“该让她受刑罚”。可现场的结果是：人来了，旗举了，人走了。警察没有动她。
而就在同一个东京，当举旗的人换成中国人的时候，事情走的是另一条路。
2026年3月1日，东京马拉松。一名中国男子站在街边，手里拿着一面中国国旗观看比赛。几名日本右翼分子走上前，滋扰、推搡。现场有警察，警察也尝试介入了，但这名中国公民最终还是被推倒在地。警察在场，警察动了，但人还是倒了。中国驻日大使馆随后向日本警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考虑避免前往日本。
往前再翻几个月。2025年7月31日上午，东京千代田区神田车站附近，两名中国籍男子在街上走着，四名穿着工作服和连帽衫的男人持铁棍冲上来，对着头部猛打，打完驾车逃逸，两人头部严重受伤。这起案件的袭击者后来被逮捕了，但那是案发将近四个月之后的事。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街头举自己国家的国旗，被推倒在地；两个中国人在车站附近走路，被铁棍打穿头部。而在秋叶原，一个白人当众展示一面被挖了洞的日本国旗，警察的选择是不介入。
把这几件事放在同一张桌面上，问题就不再是“日本人排不排外”那么简单了。日本社会当然有排外情绪，但排外的刀口，切下去的时候，深浅是不一样的。一个白人在日本违反了一条刚生效三个月的、专门保护国旗的法律，执法系统能找到一条缝让她走过去。一个中国人做了一件完全合法的事——在路边举自己国家的旗——却需要警察“尝试介入”，最终还是被按倒在地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深浅？日本社会里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词，叫 “名誉白人感” 。明治以来，日本精英喊的是“脱亚入欧”，想把自己从亚洲的身份里拽出来，塞进白人的队列里。一位日本研究者在上智大学教授托马斯·因莫斯之后，把这个现象说得很直白：现代日本社会里存在一种“名誉白人感”，它是白人情结的反面——“有色人种但先进国”“亚洲的白人”，日本人在心里把自己放在了白人等级序列的旁边，而不是底下。这种自我定位的代价是，它对白人产生了一种近乎无意识的仰视。
而中国人在这套心理序列里的位置，完全不同。中国人在日本社会眼里，不是一个可以往上靠的“名誉白人”，而是一个需要被维持距离的亚洲邻人。中国国旗在东京街头出现的时候，承载的东西比一块布要多得多。它触发的是右翼团体那套“在日特权”“反日”的叙事，也触发了一部分普通人对“中国存在感”的本能排斥。所以东京马拉松上那个举旗的男人，他手里的国旗本身就成了一个靶子。警察“尝试介入”却没能阻止他倒下，这件事和秋叶原警察“不介入”放在一起，画的是一条很清楚的线：面对白人的越界，执法倾向于找到不执法的理由；面对中国人的合法存在，执法的保护却常常慢一步、薄一层。
日本警察厅自己的数据也在往同一个方向指。2021年到2025年，日本涉嫌违反刑法的犯罪案件从56.8万件涨到了77.4万件，杀人、抢劫、放火这些重罪涨了大约71%。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2026年4月的提醒里直接说了：针对中国公民的歧视性案件显著增加。这不是某个人的感受，是官方层面承认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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