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22日报道 (文/褚怡 杜哲宇 朱一南)距离终点大约450公里,福尔克·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了。那是2024年,这位当时55岁(生于1969年)的德国旅行作家正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生于1956年)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继续向陕北骑行。旅程已进入最后阶段,前方依然是起伏不断的山路。失去电机助力后,原本就不轻松的行程变得更加艰难。
在记录旅程的视频中,黑林对着镜头认真“算账”:当天的路程还没走完,前面大约还有20公里;天气虽然看着不错,夜里气温却可能降到接近0摄氏度;没有电机,哪怕8公里、10公里的连续爬升都会很难熬。他后来回忆,自己虽然嘴上说应该能骑到目标点,心里其实非常没底。
但这次故障没有让旅程停下来。两人调整路线,继续前行。黑林和施密特一路穿过山地、高原和河谷,抵达陕北吴起县。最终,这趟从江西瑞金启程的骑行历时138天、行程近7000公里。
一场酝酿近20年的旅程
黑林第一次知道长征,是在埃德加·斯诺的书里。但真正让他开始认真研究长征的是2004年的一次偶遇。当时,他和一位同伴正在滇缅公路一带旅行,途中遇到一位坐在老木屋前的老人。老人招呼他们进去,端出几样小菜,倒了点酒。
聊起往事,黑林从老人的讲述中得知他曾参加过长征。老人的一句话让他至今印象深刻:“如果你不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黑林说,从那天起,他就下决心要重走长征路。
此后,黑林一边在中国组织骑行,一边查找长征资料。一次次骑行途中,沿途不断出现的纪念碑、雕像和介绍牌,让他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中央红军长征究竟走的是哪条具体路线?他说,当时能找到的很多路线图都很简略,往往只是用几条不同颜色的箭头标出大致方向。随着研究深入,他还发现,一些地方流传的说法与实际路线并不完全吻合。
为了把地图上的箭头还原成真正的路线,黑林不断寻找更细致的资料。他找到两名英国人在2002年至2003年前后徒步重走长征后写下的书,里面附有手绘地图。借助这些地图,他第一次能够比较具体地按时间追踪红军每天到了哪里、经过哪些地方。真正上路后,他又得到一份中国人整理的长征编年史,线路细化到一个个村庄。
不过,从萌生念头到真正成行,中间相隔十多年。直到2016年秋天,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他和施密特终于决定一起骑车重走长征路。两人原定2020年出发,后来行程推迟到2023年10月,两人抵达瑞金,正式踏上这场酝酿近20年的旅程。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出发前,黑林原本想骑普通自行车完成这趟旅程,施密特劝他改用电助力车。启程后,他很庆幸听取了这个建议。
不过,即便有电机助力,沿途的地形仍一次次考验他们的体力极限。黑林说,在贵州,有些路段每水平前进100米,海拔就要上升20多米。到了川西,海拔继续升高。翻越海拔4100多米的雪山时,寒冷、长距离爬升和高海拔接踵而来。“山路好像一直没有尽头。”他说,到了山顶,困难并没有结束,下坡时冷风迎面而来。黑林的双手很快冻僵,“戴着手套都没什么用”。
机械故障也一路相伴。变速器坏过,车轮辐条断过。到了旅程最后阶段,黑林自行车的电机还报废了。两人只得重新规划行程。也正是在这些时候,一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黑林脑中:“他们(红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说,在江西,一天行进三四十公里,还能够想象;可到了雪山、草地和高原,同样的长距离行军还意味着翻越高山、穿越恶劣地形。红军还要携带沉重装备,并在行军途中不断作战,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在有现代装备、路线指引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花了近五个月,并且觉得筋疲力尽。”
在不断逼近体力极限后,黑林对书中描述的“艰苦”有了更具体的感受。这也让他加深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他说,长征精神的核心之一,是以坚韧和牺牲超越个体,去完成更大的共同目标。
漫长旅途中,另一个让黑林印象深刻的是沿途陌生人的帮助。据他回忆,他们“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人们知道他们是在重走长征路,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能找到帮着联系修车师傅的人,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遇到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的宝贵财富。”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1990年,年轻的黑林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30多年过去,他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于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
30多年间,黑林在中国骑行超过6万公里。
“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在中国骑行。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他说,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通过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
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在敦煌租下一辆老式“飞鸽”牌自行车,从市区骑到莫高窟;后来,他又开始在桂林、阳朔等地组织骑行。当时,一些地方的道路还是土路、石板路,长途骑行远没有今天方便。
“现在完全不同了。”黑林说。在他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获得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
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饱受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中国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
黑林说,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不过,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也让黑林和施密特在出发前有过一个疑问:沿着长征路线走,今天究竟还能看到多少和长征有关的东西?这段历史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边缘记忆?
实际情况令他们很惊讶,长征记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仍旧鲜活。沿途大量新建或完善的纪念设施、步道、红色标识、墙绘、群雕,以及相关博物馆,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黑林说,“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这趟旅途中,黑林多次看到“新长征”的说法。他认为,今天的人虽然不需要走长征那样艰苦卓绝的路途,但依然会有属于这一代人的问题要解决,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要走。“每一代人都会面对自身时代的重大挑战,要取得进步,也都需要持续付出。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疲惫、压力甚至挫折,但正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坚持行动的过程中,新的成果才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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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德国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在德国柏林接受专访。(朱一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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