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追念张岂之先生

文 | 刘 超，作者授权发布

未能聆听张岂之先生的教导已好些年了。近些年，年事已高的张先生，一直安居于西北古城；而藐予小子如我者，则一直奔波于东南和华北之间，很难再有拜谒请益的机会。不过，关于先生的风神，我是时时想起。

犹记去岁12月在昆明时，见到从长安来的朋友，我打听老先生的近况时，方知先生近年身体欠安，已住院多时。应该说，这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先生早已耄耋之龄。话虽如此，今日忽闻老先生仙逝的消息，心里仍是颇不平静。绵长时光中的许多往事，不由浮现于眼前。

予生也晚，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已对许多学界名家略有耳闻。是时，那些大名于我仍是极遥远的存在。不意此后几年中，因机缘所致，我竟有幸能与内中许多老辈宿儒（多是1910年代和1920年代出生的名流）近距离接触，其中就有著名的张岂之先生。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年，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热潮，全国高校也兴起了如火如荼的通识教育改革，学界亦涌现一系列热烈讨论。而在这一改革浪潮中，北大的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清华、西北大学的张岂之先生，南大的董健先生和华中科大的杨叔子先生等，均为其中标志性的学者。他们推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工作，营造了很好的风气，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中，科技教育已有长足发展，而人文精神的阐扬和人文教育的发展则更显紧迫。作为人文学大家和学术领导者，张岂之先生对此深为关切，并倾力甚多、贡献甚巨。此间，我就已研读了张先生的论著。

更巧的是，稍后我在准备考博时，指定的参考书中就有张先生领衔主编的六卷本《中国通史》。此书集数十位名家之力，穷数年之功，自成风格。细读之下，我受益良多，亦从中领略了优秀教材的韵致。进入清华后，我竟意外地发现，原来我所敬仰的许多前辈，正是生活在这个园子里。而张先生等宿儒，恰在我所就读的院系——只不过，张先生年事已高，并不常来。素昧平生的后生，又岂能轻易见到如此资深的前辈。

但机会还是来了。2006年秋，因为系刊创办，我们需请系里众老先生题字支持，我负责接洽的一众前辈中，就有张岂之先生。电话联系后，我找到了张先生的家。原来，张先生就住在西南楼，与何兆武先生同一栋楼。何先生住1单元，而张先生住2单元，真真名副其实的邻居。那日下午，张先生一袭白衬衫，外加深色夹克，非常精神。我注意到，张先生家里陈设极简，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而且这些简陋的家具，也都很有些年头。如此地位崇隆的学问大家，生活竟如此简素，令人难以置信。

那次聊得非常投缘。此后，我又多次去张先生家聊天。其实张先生并不常在京，所幸但凡先生在京时，我大都能有机会去登门请益，每次通常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其时，我正醉心于研究近代学术史和大学史，因此非常关注那几代人如何生活、如何成长？他们接受怎样的教育，又经历怎样的人生？那时的大学和社会是何样态？……围绕这些问题，我有意识地持续向张先生求教。张先生有问必答。在聊天时，先生一再强调，做学问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首先要端正态度，要踏踏实实，不能来虚的，不能急，也急不来；治学没有捷径，唯有循序渐进。——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在一次次交流中，我对张先生也有了更多了解。先生博学多能、气象不凡。他兼通儒释道，精于古典学术，也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儒道相济，但本质上是儒者，既刚健有为，又虚静无为、毫不着相。张先生既是高级干部，又是一流学者。他稳健沉潜、雍容大气，烟尘不染，道行极深。他治学处事、修身齐家，都堪称完满，实在是有大智慧。先生饱经数十载风雨，依然温和澹泊、容色安然。他柔和而坚毅，澹泊而恢弘。看到张先生时，我常不由地想到那位“刚毅木讷近仁”的张岱老，而张岱老正是张先生当年的老师……

那些年，老先生频繁奔波于京镐之间，不辞劳苦。他还常应邀到中宣传、教育部、文化部等中央机关出席活动，并担任诸多要职，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犹记那年秋我去拜访时，先生语我，前两天钱乘旦教授刚来登门拜访过，相谈甚欢。他对钱教授的踏实谦逊非常欣赏。随后，他还谈到了全国兄弟院校中的许多熟悉的朋友，其中多是各名校的文科领导者。

除了讨论学术，张先生还偶尔谈及学界的现象和人物。与绝大部分年长者不同，张先生并不热衷于回忆历史，更不活在回忆中。相反，他总是关注当下，对时下的种种动态兴致盎然。当然，为了支持我的访谈工作，张先生也会谈旧忆往，为我提供许多珍稀的素材，其中许多或许是永远无法从书本中获得的。我们共同的兴趣之一，就是讨论学界的现象、人物和作品。张先生对当时中年一辈的几位学者极为欣赏，多所赞誉。尽管个别人的治学为人并非没有瑕疵，但老先生对此是宽厚的。他责己甚严，宽于待人，总是抱以了解之同情，更多地欣赏人们身上好的那一面。在谈及当时某位中青年学者时，先生盛赞此君在某个领域的工作“是第一流的”。

2008年初夏，有老师告诉我说，明日下午有重要会议，张先生应邀出席，因从老先生家到图书馆报告厅有些路程，所以委托我去接一下。翌日，我根据预定时间赶到张先生楼前，还未及爬楼梯，就见老先生已提前下楼准备出发了。于是我陪着先生，往图书馆慢慢步行，一路走一路闲聊，约有半小时之久。这时，张先生又一如既往地嘱咐我治学要扎扎实实下功夫。随后，我与先生拉家常。我问先生最近身体如何？先生说目前还好，饮食和睡眠都算正常，只是血压偏高；在服用中成药，有一定效果，但身体还是偶有不适。

暑假期间，有一次我拨打老先生家里的电话，但未接通，随后听说原来老先生最近在住院。我闻讯后，立即赶赴西苑医院。赶到病房后，先生宽慰我说，自己并无大碍，只是心脏略有不适，所以来调理一阵。在我之前，已有一位先到的客人，是中国社科院的高级干部。张先生与客人畅聊了二三小时，我也参与其中。我们谈到了许多历史掌故和当下的学术文化现象，也谈到了理论问题。张先生说前不久参加的一个重要场合，有过一次激烈的思想交锋。针对某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有中青年学者言辞激烈而尖锐，甚至对相关人等多有不敬之辞。张先生随即很郑重地劝诫道：“年轻人，你不要年轻气盛。”随后，张先生说，我们看问题做事情都不要走极端，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社会运行和政策制定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缘由，它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更不是依据个人的好恶。只凭个人性情和好恶来想问题做事情，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很难有好的效果。——当然，张先生历来对事不对人，他宽容大度，恕道也。

此后，因出国及工作事宜，我拜访张先生的机会就少了许多。2016年5月，适建系九十周年之际，系里在甲所召开了一次纪念座谈会。会议规模不大，但层次极高，系里的许多学者悉数与会，其中就有张岂之、刘桂生等资深学者。华北众知名史学机构（如北大、人大、北师大、中国社科院、南开和山大等）的许多头面人物也大都与会。不佞作为系友代表，亦有幸忝列其中。围绕清华史学传统和当前学术动态，大家深入研讨，气氛热烈。嘉宾们发言大都简明扼要；而张先生发言时，则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在发言中，张先生对当时的一些学术思潮和治史倾向明确表示不同意见，特别对当时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深表关切。他认为，当下中国学术受西方影响过深，不少研究者沉迷于琐碎的问题，这未必是好事。他强调，精细的研究诚然是需要的，但过多地沉迷于细碎问题，也将贻害不浅。实际上，对当今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来说，有许多更重要更紧迫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和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直面这些大问题，而不能脱离现实、缺乏现实关怀。

张先生已九十高龄，但此次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全程中气十足，抑扬顿挫、纵横捭阖，却又气定神闲、一气呵成。看到老先生精气神如此好，我非常欣喜。

这次会议后，张先生大都长居西安，甚少在京露面，我也难得有机会再去拜访，甚至在媒体上看到张先生动态的机会也不多。

无疑，学者的价值并不完全是通过个人著述实现的。对有些学者而言，其思考和活动，甚至本身的存在，就有其价值。张先生便是如此。回到西安后，先生多年深居简出，但并未停止耕耘。他还在思考，还在钻研和著述；更重要的是，他还在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劳心费力，毫不懈怠。在科学主义蔓延的形势下，张先生始终为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而呼吁，为振兴基础学科、弘扬传统文化而努力，为学风建设以身示范。张先生常强调，基础学科是人类整个知识大厦的根基；基础学科领域哪怕前进一小步，也可能带来人类知识体系的决定性突破。

——对此，我深以为然。在我理解，基础学科是始源，是源头。先有源，后有流，历来如此。它的地位是根本性的。而这，是处于知识链下游的应用学科所难以企及的。因此，越是发展尖端学科领域、越是开展前沿探索，就越要夯实基础学科。否则，应用研究终将成无源之水，渐趋枯竭。就此而言，基础与应用原就相辅相成，理应相辅而行，才能行之长远。

老先生素极低调，凡事求简，但却能以简驭繁，终成其大。其漫长的一生，无疑充满故事。先生年轻时就响应召唤，提前肄业，先辞别繁华首都，后转赴西北古都，从此扎根西北奉献毕生，从青丝到白发，随遇而安，孜孜不倦。老先生一生勤勉，躬耕教坛七十余载，培养了大批高级干部、专家学者和兴业英才，遍布于全国各地，实可谓桃李满天下。先生对西北地区的学术文教事业贡献尤著。其所扎根的西北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地学等学科领域更是蜚声遐迩。在资源如此匮乏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的办学成就，无论如何是难能而可贵的。张先生不仅是侯外庐学派的掌门人，更是西北人文学术界的标志性人物。每次打量西部学术版图时，我的目光总要习惯性地在西安和兰州顿一顿。

这些年，我在各地考察交流时，常能遇见许多同行。每次聊起张先生的勤勉、澹泊和对晚辈的严慈相济，大家都异常敬佩。可以说，但凡接触过张先生的人，皆对老先生由衷敬佩。能得到如此多人的由衷敬重和爱戴，绝非易事。此等宿儒，是学界之福，亦是教坛之光。人们衷心爱戴张先生，祈盼先生健康长寿、学术长青。

事实亦然。张先生是仁者，也是智者。智者不惑，仁者寿。张先生历经风霜，而安然地年登期颐。如今，先生已远去，但他永远活在思想的世界中，活在所有敬他爱他的人心中，活在他所创造的名山事业中。

草于2026年7月19日

7月21日改，7月26日改定

本文原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26年10月19日，发表时略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