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事件后，“五虎上将”被撤职，但他们后来在晚年复出，最终都担任了省部级领导

1979年春天，辽宁盘山。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蹲在农田边上，手里捏着一把土，翻来覆去地看。农场的职工从他身边走过，有人认得他，点点头叫一声“老张”，他咧嘴笑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继续往地里走。

这个被叫作“老张”的人，二十多年前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行政五级干部，出门有专车，开会坐主席台。1954年之后，他的身份变成了盘山机械农场第一副场长，行政级别连降好几级，工资缩水大半，一家人挤在农场分的平房里，冬天烧炕取暖，夏天蚊子咬得睡不着觉。

他叫张秀山。

盘山农场那几年，张秀山管的是农机维修和农田水利。农场的人后来回忆，这个老头话不多，干活实在，下地从来不穿皮鞋，胶鞋一蹬就走。有一年冬天修水渠，零下二十几度，他跟着职工一起抬石头，手冻裂了口子，裹块胶布接着干。没人把他当“大干部”看，他自己也不提当年的事。

但农场上面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偶尔有省里的文件下来，需要“老同志”传阅，张秀山的名字还在名单上。只是传阅完了，文件收走，他又回去修他的拖拉机。

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二十四年。

1954年4月，北京。

东北局几个主要负责干部被叫到北京开会。会议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批判的调门一天比一天高。高岗的问题从“路线错误”上升到“反党阴谋”，跟他走得近的人，一个个被要求表态、划界限、揭发。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个人被点名。

他们被称作高岗的“五虎上将”。这个说法后来写进了正式文件，也写进了很多人的档案袋。五个人分别担任过东北局的组织部长、秘书长、副书记，国家计委的秘书长，都是高岗在东北局时期提拔重用的干部。高岗进京担任国家计委主席之后，马洪跟着去了计委，其他人留在东北局。

高岗出事，他们跟着倒霉。

处理结果下来得很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没有申辩的机会，没有看材料的权利，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的程序。张明远后来在申诉材料里写得很直白：东北局没有正式向他谈过组织决定依据及结论的具体内容，没有给他看过有关材料，也没有问过他对处理有什么意见。他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反党错误”，何以受到如此严重的处分，一直不清楚，也一直想不通。

想不通归想不通，组织决定必须服从。

五个人各自领了处分，收拾东西，离开原来的岗位，下放到基层。

张秀山去了辽宁盘山机械农场，当第一副场长。张明远去了中国科学院，当办公厅副主任。郭峰去了旅大机械五金总厂，当副厂长。马洪去了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当副经理。赵德尊去了东北制药厂，当经营副厂长。

从省部级、大区级领导，一夜之间变成基层企业的副职。工资降了，房子换了，专车没了，警卫员撤了。昨天还在主席台上念报告，今天就要跟车间主任商量生产进度。

这种落差，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重击。

赵德尊在回忆录里写过那段日子的感受。他说自己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好在只是撤职、降级处分，没有开除党籍。他从行政六级降到十二级，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在党内据说控制使用。

“控制使用”这四个字，像一根刺，扎在档案袋里，跟着他们走了二十多年。

五个人里面，张秀山跟高岗的关系最久。

他是陕北人，跟高岗是老乡。三十年代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张秀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被敌人的子弹打穿过肺部，抬下战场的时候血流了一担架，大家都以为救不回来了，他硬是挺了过来。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他先后担任绥德特委书记、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后期调往东北，从此在高岗手下工作。

1949年3月，张秀山出任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党校校长。抗美援朝爆发后，他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三次入朝，亲临前线协调物资装备。志愿军的棉衣、弹药、粮食，很大一部分是从东北转运过去的，张秀山管的就是这条后勤线。

被撤职之后，他在盘山农场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农场的人说，他从来不提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有人问起来，他就说“以前在机关工作”。唯一能看出点痕迹的，是他看文件特别仔细，农场订的报纸，他从头版看到最后一版，连中缝都不放过。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中央开始复查历史遗留问题。张秀山的案子被重新拿出来审，结论是当年处理过重，应该重新安排工作。任命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八岁了。

国家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行政级别恢复了，专车配了，秘书也有了。但他没在北京坐办公室，而是带着工作组往西北跑。

“三北”防护林工程是新时期农业工作的重点之一。张秀山率队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地区调研，一个县一个县地走，看林带长势，看沙丘移动，看老百姓的庄稼地被风沙埋了多少。现场会上，他不念稿子，拿着地图跟地方干部一条一条对数据。

有随行人员后来回忆，张秀山在沙漠里走路比年轻人还快，爬沙丘不歇气，渴了喝一口军用水壶里的凉白开，接着走。中午在老乡家吃一碗面，放下筷子就去看防护林。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张明远是五个人里党龄最长的之一，1926年入党，比高岗还早。

他是陕西人，早年做地下工作，后来调到东北。1949年2月出任东北局常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不久升任秘书长。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和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政委。铁路运输是志愿军的生命线，美军的飞机天天轰炸，桥断了修、修了炸，张明远管的就是这条打不断的运输线。

1952年之后东北局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张明远升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东北局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两人工作接触很多。

被撤职后，张明远去中国科学院当办公厅副主任。从大区副书记到办公厅副主任，中间隔了不知道多少级。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文革”结束。

张明远心里始终不服。他后来写申诉材料，措辞很直接：对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反党错误”，何以受到如此严重的处分，一直不清楚，也一直想不通。

但想不通归想不通，工作照样干。中科院那几年，他分管行政后勤，办公楼修缮、食堂管理、家属宿舍分配，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他都管。中科院的老职工回忆，张明远有个习惯，每天上班提前半小时到，先在院子里转一圈，看看哪盏路灯不亮、哪个水龙头漏水，记在本子上，上班后叫人去修。

1979年，张明远调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后来又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行政级别恢复了，但他已经七十多岁，干了一届就退下来了。

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因病逝世，享年92岁。

赵德尊是五个人里学历最亮眼的，清华大学毕业。

1935年，他在清华读书期间入了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当过清华党支部书记。后来去了东北，一路升到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任秘书长。

他当东北局秘书长只有半年，就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成了被批斗的靶子。从行政六级降到十二级，下放到东北制药厂当经营副厂长。

赵德尊在回忆录里写那段日子，说自己在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的。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想通了：已发生的就发生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在没有开除党籍。

东北制药厂那几年，赵德尊管经营。药厂的供销渠道、原料采购、成品定价，他都得操心。厂里的老工人记得，赵德尊有个本事，打算盘特别快，月底对账的时候，会计还没拨完珠子，他那边已经把总数报出来了。有人背后议论，说这个副厂长以前肯定是大机关管财务的，不然没这么利索。

1979年2月，赵德尊出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从药厂副厂长到省委书记，中间隔了二十五年。他到黑龙江上任的时候已经六十六岁，主管农业和政法。黑龙江是农业大省，春耕秋收、防汛抗旱，他一年有半年在下面跑。

1983年4月，他当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5年9月离职休养。

退休之后，赵德尊在哈尔滨住着，日子过得简单。2008年汶川地震，95岁的赵德尊让家人陪着去交了兩万元特殊党费。工作人员看他年纪大，劝他不用亲自来，他说了一句话：我还能走，就自己来。

2012年2月1日，赵德尊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9岁。五个人里面，他活得最久。

马洪是五个人里年纪最小的，也是后来在公开场合出现最多的。

他1936年16岁在山西参加牺盟会，1937年入党。1947年冬天，高岗到冀察热辽视察工作，发现了马洪的才干，把他调到东北局。此后马洪历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高岗进京后，马洪跟着去了国家计委，任委员兼秘书长。

被撤职后，马洪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当副经理。建筑公司的工作跟政策研究不搭边，他管的是材料调配和施工进度。但马洪的理论功底没丢，下班之后在宿舍里看书写文章，经济方面的笔记攒了好几本。

1956年6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政策研究室，需要懂经济理论的人。有人想起了马洪，把他调了过去。从此马洪回到了经济研究的轨道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后来担任社科院副院长、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他参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很多经济领域的文件起草，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马洪在社科院那几年，带了一批研究工业经济的学生。他讲课不喜欢照本宣科，经常拿着实际案例让学生分析。有学生回忆，马洪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这个政策放到企业里，厂长会怎么执行？工人会有什么反应？别光讲道理，要算账。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郭峰在五个人里排最后一位，但在有关高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数最多。

原因是一句话。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结论时提到，饶漱石说过“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句话被当作“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写进了文件。

实际情况是，1954年2月中央准备调郭峰任中组部副部长。195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后，饶漱石跟郭峰谈话时说得很清楚：中央已经决定，近期调各大区组织部长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因为东北解放得比较早，基础也比较好，经济建设有成就，管理搞工业的干部也有经验。所以决定调你来负责管理工业部门的干部。

调郭峰到中组部，是中央的决定，不是高岗的特殊关照。但高岗出事之后，这句话被翻出来，成了“证据”。

郭峰被撤职后，向组织写过一份关于高岗的材料。他在材料里说，自己政治上完全拥护高岗，对高岗的领导作风从每次参加东北局会议及个别谈话中的印象当时一般是好的。但对高岗报喜不报忧、愿听好不听坏、吹嘘自己、个人突出也是不满的。由于误认为高岗一贯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中央、主席甚至斯大林同志对他又是那样器重，加上高岗对自己器重，有时还作不适当的表扬鼓励，也就助长了自己的个人主义发展，对高岗的一些毛病不满也就有所原谅，认为是一般性的问题。

这份材料写得很坦诚，承认了自己思想上的松懈，也解释了当时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高岗的问题。但材料交上去，处分照样下来。

1954年9月上旬，郭峰被撤销党内职务，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当副厂长。

旅大那几年，郭峰管生产。五金总厂做的是机械配件，车床、铣床、刨床都有，郭峰天天泡在车间里，跟工人一起研究工艺改进。厂里的技术员记得，郭峰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每台机床的运转情况、每个班组的产量数据，月底汇总，哪台设备效率低、哪个环节卡脖子，一目了然。

改革开放后，郭峰重新被起用。他先后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1980年11月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沈阳那几年，郭峰抓的是国企改革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沈阳是老工业基地，国企多、包袱重，郭峰一家一家企业跑，跟厂长算账，跟工人座谈。有干部回忆，郭峰开会不听汇报念稿，直接问数字：这个月产值多少？成本多少？利润多少？库存多少？答不上来的，回去重新准备。

1995年，郭峰八十寿辰，写了一首诗总结自己八十年来的历程：每忆八十历历程，如磐风雨奋然行。牢房战地英雄气，水远山高坎坷情。筋骨几番经烈火，肝肠数度铸忠诚。每思壮士牺牲志，何计生前身后名。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五个人，五条不同的路。

张秀山在盘山农场蹲了二十四年，复出后跑沙漠搞防护林，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张明远在中科院管了二十多年后勤，复出后去机械委干了几年，退下来时已经七十多。赵德尊从药厂副厂长直接跳回省委书记，在黑龙江干到六十八岁离休，活到九十九。马洪从建筑公司副经理回到经济研究领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囊。郭峰从五金总厂副厂长回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在沈阳抓国企改革。

他们被撤职的时候，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复出的时候，平均年龄六十七岁。中间隔着的二十多年，是他们人生中精力最旺盛的一段。

这二十多年里，他们在农场、工厂、建筑公司、研究所的基层岗位上干活。工资降了，待遇没了，政治上的“帽子”一直戴着。但五个人没有一个撂挑子不干，没有一个整天抱怨发牢骚。该修拖拉机修拖拉机，该打算盘打算盘，该管食堂管食堂。

赵德尊在回忆录里写的那句话，可能代表了他们共同的态度：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

1979年之后，五个人陆续复出，在不同岗位上又干了十几年。张秀山搞三北防护林，张明远管机械工业的机关党建，赵德尊在黑龙江抓农业政法，马洪参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研究，郭峰在辽宁推国企改革。

他们复出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到处缺干部。这批人经历过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懂工业、懂农业、懂管理，虽然被闲置了二十多年，但底子还在。重新上台之后，上手很快。

1996年张秀山去世，1992年张明远去世，2007年马洪去世，2005年郭峰去世，2012年赵德尊去世。五个人都活到了八十五岁以上，赵德尊活到九十九。

他们去世的时候，讣告上写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年那个“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历史复查中已经被摘掉了。

档案袋里那根叫“控制使用”的刺，也随着时间慢慢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