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先说一个挺戳人的画面。
1934年秋天，江西瑞金，红军马上要上路了。组织上劝一个人：你疟疾刚好，身体太差，别走了，留在后方吧。
这人回了一句：“我走，我能走。”
就这五个字。他叫成仿吾。长征队伍里三万多号人，正经拿过大学教授聘书的，就他一个。
你可能会想：一个教授，跟着队伍走就走吧，能有多大事？
一个逃命的人，舍不得扔的是书。
他偏不。他说“我走”，然后就走了。
路上张闻天碰见他，看他背着重得要死的挂包，气喘吁吁地走，问了一句：你有牲口吗？成仿吾说：我哪来的牲口呀。张闻天把自己两匹牲口里的一匹小马给了他。
你品品这个场面。一个中央领导人，分了一匹马给一个教授。队伍里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个读书人，得活着走到陕北。
路上他干什么？在干部团当政治教员，跟徐特立搭班，给红军连以上干部讲马列。你想想那个画面：草地、篝火、漏风的帐篷，底下坐一圈浑身是泥的指挥员，大多没读过几本书。台上一个戴眼镜的教授，把《共产党宣言》往通俗了讲。
课没断过。
到了陕北，按说教授该回书房了。他没回。1937年办陕北公学，校长是他。边区政府拨的开办费：一千八百块。没有教室，自己挖窑洞；没有教材，自己编。两年不到，陕北公学送出去六千多名干部。
后来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一路办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他都当过校长。
这里得说清楚一件事：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吴玉章。成仿吾是后来接的，1978年，八十一岁，负责复校。那时候人大刚恢复，百废待兴，他在自述里写了一句：“老夫贡献虽减少，敢与中青迈步齐。”
一个八十一岁的老头，说敢跟年轻人比着走。
回头看长征路上那五个字——“我走，我能走”。
但他走了。背着书走的。路上差点没挺过来，靠张闻天的一匹马，靠自己的两条腿。
后来他办了一辈子教育。从陕北的窑洞到北京的人大，从给泥腿子干部讲《宣言》到给大学生定教学规矩。他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把道理讲给人听，把人教出来。
长征队伍里那个大学教授，后来成了人民大学的老校长。这条路他走了四十多年，从瑞金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北京。起点是那句“我走”，终点是一所学校。
书丢了半路，人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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