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重庆。一个五十九岁的美国陆军中将走进蒋委员长的官邸,他此行的名义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实际身份却远不止于此,他是罗斯福派来监督租借物资分配的人,是滇缅公路的保卫者,是蒋介石名义上的下属、事实上的监军。
这个人叫约瑟夫·史迪威。他在缅甸的丛林里吃过苦,在印度的训练营里练过兵,也在日记里给蒋介石起了一个代号:花生米。
这个代号的意思不难猜,光头、渺小、顽固、嚼不烂。几年下来,“花生米”三个字在史迪威的日记里反复出现,和它一起出现的还有别的词。蒋介石那边也没有客气过。两个人从坐到一张桌子前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真正坐到一起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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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到中国之前,已经在驻华美军里待过几段日子,对中国军队的底子有自己的判断。他说话不绕弯子,看不上的人当面也懒得敷衍。蒋介石对这类外国人本来就不放心,他需要的是一把枪,不是一个在旁边指手画脚的监军。两个人的位置从一开始就是错位的。
史迪威手里捏着的东西,让这种错位变得具体。租借法案的援华物资,从1941年开始运进来,分配权不在重庆手里,在史迪威手里。1941年和1942年,美国分配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大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1943年和1944年降到了百分之零点五。
这个数字本身说明“先欧后亚”的盘子摆在那里,但落到蒋介石眼里,账是另一种算法:你史迪威管着物资,给得少,还管得宽。史迪威在日记里写蒋介石“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
蒋介石在那边记的是另一本账:史迪威把美援当成恩赐,连两架运输机的调配都要以“总统代表”的身份来压人,这口气咽不下去。
“花生米”这个代号在史迪威的日记里越写越顺,蒋介石那边对史迪威的不满也在一天天堆高。两个人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一个觉得对方顽固不化,一个觉得对方傲慢无理。这种关系,放到战场上是要出事的。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入缅。蒋介石把部队交出去的时候,手是收着的。他派了罗卓英做司令长官,在史迪威和下面的军长之间垫了一层,史迪威的命令要经过罗卓英往下走,蒋介石的意图又直接“示意”到参谋团,绕开了史迪威。
史迪威在指挥部里拿着地图,指挥不动底下的师,抱怨指挥权被架空。蒋介石那边觉得已经让得够多了,把中国军队交给一个外国人,在他这里本来就是“空前之举”。
缅甸的仗打输了。远征军撤退的时候,史迪威没有跟重庆打招呼,自己带着人往印度走。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了这笔账,说史迪威“掉头不顾”,连一份报告都没有,径直避往印度。这件事在两个人之间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
从那以后,史迪威看蒋介石,看到的是一支不肯真正投入作战、把精锐留着看家的军队;蒋介石看史迪威,看到的是一个把自己部队扔在缅甸不管、只顾自己跑路的外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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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输了,滇缅公路断了,运物资进来要靠驼峰航线,每一吨汽油、每一箱弹药都变得金贵。史迪威在印度练中国兵,练出来的部队用在缅北反攻上,蒋介石想把那些部队留在云南,史迪威要往北打,两个人为了兵往哪里摆,电报来回扯了很久。物资和兵员,这两样东西怎么分,成了他们之间每一场争吵的底子。
史迪威坚持监督租借物资的用途,理由摆得很直:这些物资是给中国打日本的,不是用来囤的。他在1942年就收到过提醒,说国民政府在把物资攒起来,以备日后之用。史迪威信了这一条,而且越往后越信。他主张物资到了中国必须按用途核查,不能一卸船就归国民政府随意支配。在史迪威看来,这是防止物资被挪走的最起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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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那边,感受是另一回事。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拿到的援助要由一个外国将军来分配、来核查,连调配几架运输机都要被挡回来。史迪威在函件里以“美总统代表”的身份说话,蒋介石读到的是对个人尊严的冲撞。
豫湘桂战役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蒋介石把账算到了史迪威头上:1944年6月以前,除了云南的远征军,中国军队没有从美国租借物资里拿到过像样的枪炮;训练和装备好的部队,大部分消耗在了缅甸战场,华东最吃紧的时候,运到云南的武器也不肯拨过来。
史迪威的账本上记的是另一组数字。百分之零点五的份额,驼峰航线运进来的东西,缅甸战场上耗掉的装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数目。他认为蒋介石把部队摆在华东、西北看家,不肯全力打日本,物资到手就锁进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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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拿着两本不同的账,谁也说服不了谁。物资到底是被囤了,还是被缅甸战场吃掉了,还是根本就没运够,三个答案同时存在,但坐到谈判桌前的两个人只肯认自己手里那一本。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河南的四十万国民党军在一个多月里溃退,长沙、洛阳相继失守。史迪威看到了机会。他通过马歇尔向罗斯福递了话,要求总统出面,逼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出来。7月,罗斯福的电报到了重庆,措辞很硬,要蒋介石让史迪威“统帅全部华军及美军”,并把中共军队也纳入作战序列。
蒋介石没有当面翻脸。他拖,他回电,他找罗斯福派来的特使赫尔利在中间传话。史迪威那边催得紧,甚至提出用物资供应和中共部队参战作为条件来压。蒋介石拖到了9月,局面已经绷到了极限。他在给罗斯福的回电里把话挑明了:史迪威不能留。
罗斯福权衡之后,决定召回史迪威,以保全中美之间的面子。1944年10月19日,马歇尔把命令发给了史迪威,要求他“秘而不宣地离开中国,不得发表任何公开谈话或声明”。两天后,史迪威从重庆起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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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的时候,租借物资的分配权留了下来,中美之间的那层裂痕也留了下来。史迪威在日记里骂了蒋介石几年,“花生米”三个字写了一遍又一遍。蒋介石在日记和谈话里对史迪威的不满,也从来没有消解过。
物资、指挥权、缅甸的败仗、华东的战局,每一件事都被两个人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了一笔。史迪威走后的第二年,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比例从百分之零点五升到了百分之四。数字变了,那个坐在重庆官邸里不肯把军队交出去的人,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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