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眼中的百草园为何不同？ | 重新遇见语文课⑱‌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也同步推出了专题《铸剑》，邀请了一众学者、作家谈论他们与鲁迅“初次相遇”的经历。

对一名语文老师来说，“与鲁迅相遇”是非常频繁的事情。“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的名言流传在每一代学语文的学生中。鲁迅的文学世界，与他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他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对照，常常也成为我们观察和理解鲁迅文字绕不开的一环。

如果我们去看鲁迅和周作人对各自童年时光的叙述，会觉得他们笔下的场景像两个各自独立的图层，摞在同一时空之上。

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是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鸣蝉和云雀，是泥墙根下的油蛉、蟋蟀、蜈蚣和斑蝥，也是一个孩子翻断砖、拔何首乌、摘覆盆子的秘密乐园。几十年后回望，他仍然记得那里的声音、颜色、气味和触感。

可是到了周作人笔下，同一个百草园却渐渐显出了另一副面孔：荒草、枯桑、老墙、青蛙，还有关于战争、死亡和鬼魂的传说。那里不只是孩子们玩耍的后园，也是一个家族的旧宅，是一张“败落大人家的相片”。

于是，我们的专栏作者彪老师提了一个与写作、记忆、语文教学相关的有趣问题：鲁迅和周作人记住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个百草园？

《朝花夕拾》小引里，鲁迅说这十篇文章是从自己的记忆里“抄”出来的。如果记忆可以被抄写，面对同一个地方，是不是可能被抄出完全不同的样子？

撰文 | 彪老师

乐园：百草园究竟有多大？

1926年，45岁的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只提了一句“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初读文章后，我问学生：你觉得百草园有多大？

大多数学生猜测，大概一间教室的大小。理由是这段描写很“密”，给人以应接不暇之感。好像万物生灵把有限的空间都挤满了：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但根据周作人的回忆，百草园有两亩以上的面积，相当于一个操场的大小。为什么会形成这样想象的落差呢？大概是因为鲁迅有意要构建出“自己的园地”的意味，一方“小天地”而已。百草园的趣味并不来自它有多辽阔，而来自一个孩子的注意力可以在极小的范围里不断发现新的东西。含糊掉“小天地”的实际面积，或许是鲁迅有意为之，也或许是读者在文字的引导下自然形成的想象。换句话说，百草园的大小，在鲁迅那里并不是一个地理问题，而是一个心理感受问题。

和后来的三味书屋相比，百草园自然是乐园。但乐园也只是限定版，1893年，也就是鲁迅进入三味书屋读书的第二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科场案发，一场风暴正在侵袭周家。几年之后，父亲周伯宜病重，鲁迅再次走进百草园时，已经不再只是为了寻找斑蝥、覆盆子和何首乌，而是带着一个具体而沉重的使命：寻找蟋蟀，给父亲做药引。

电影《鲁迅》剧照。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

虽然鲁迅的口吻带着讽刺与戏谑，但我们已经知道，周家命运的阴霾正在向童年的乐园迫近。而百草园，也开始从一个孩子的游戏场所，变成一处与家庭生活发生实际联系的空间。这或许正是鲁迅和周作人后来写百草园时产生不同记忆的起点。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提到百草园时说：“说得小一点，那么一个园，一个家族，那么些小事情，都是鸡零狗碎的，但在这空气中那时鲁迅就生活着，当作远的背景看，也可以算作一种间接的材料吧。说得大一点呢，是败落大人家的相片。”

于是，同一个园开始显出两种不同的意义：它是童年记忆的乌托邦，也是家族旧事的容器。

秋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到了春天的桑椹、夏日的鸣蝉与黄蜂，也写到了冬天在雪地里捕鸟，唯独没有写秋天。秋天的百草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鲁迅为什么避而不谈呢？早在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前，周作人就写过一篇《秋草闲吟赋》。在这些文字中，百草园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秋草园”：

屋后一圃，荒荒然无所有；枯桑哀柳，倚徙墙畔，每白露下，秋草满园而已……虽裒之可得一小帙，而已多付之腐草矣。今春无事，因摭存一二，聊以自娱，仍名秋草，意不忘园也。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前因未昧，野花衰草，其迟我久矣。 ——《秋草闲吟赋》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曾亲手把它抄录下来，使这篇写于兄弟少年时代的文字得以保存。多年之后，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是其潜在的对话对象。我们也因此可以重新理解鲁迅开篇那句“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很可能是在回应周作人的那句“秋草满园而已……”。而鲁迅的下一句“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则是他自己的儿童叙事。

又过了许多年后，在《鲁迅的故家》中，周作人也写到了百草园有活力有生机的一面：

西南角有一个清水毛坑，全用石板造得很好，长方形，中间隔断，但永不曾使用，只积着好些水，游泳着许多青蛙，前面有石蒜花盛开，常引诱小孩跑到这冷静的地方去。

看上去周作人承认了“秋草园”吸引孩子的乐园属性，但结尾“冷静”一词再次暗示我们，两兄弟对后园的想象有着固执的个人化想象。由此可见，《鲁迅的故家》表面上是依附哥哥的“鲁迅研究资料”，但其实也是周作人自己的“朝花夕拾”。

从《秋草闲吟赋》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鲁迅的故家》，两兄弟如同唱和一般地对同一记忆空间进行描述，每一次回应对方时，都会带着自己新的阐释。

鬼园：“阴冷”的底色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个小小的灵异故事，也就是长妈妈讲的美女蛇的传说。这个故事让百草园带有了一丝神秘色彩。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阿长讲了很多和长毛有关的故事，太平天国的传说也成了鲁迅童年记忆中的一角。

在《鲁迅的故家》中，这些模模糊糊的传说被周作人“冷静”地揭开，直截了当告诉读者：百草园曾经亲历太平天国战乱，周家台门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战争痕迹，甚至直接称百草园附近的园子为“鬼园”。

桑椹本是很普通的东西，但百草园里却是没有，这出于大园之北小园之东的鬼园里，那里种的全是桑树，枝叶都露出在泥墙上面。传说在那地方埋葬着好些死于太平军的尸首，所以称为鬼园，大家都觉得有点害怕。 房内铺地都用名叫地平的大方砖，廊下则同走路和明堂一样，用的是大石板，不知什么缘故在好些石头上多有一种暗色的痕迹，到了阴雨泛潮时候，尤其明显。相传这是杀过人流血的遗迹，这自然不是事实，从南京明故宫的血迹石说起，大家知道是虚假的，而且各块石板的痕迹不相连接，更是明征，所以虽有此说，就是最迷信多忌讳的阿长也并不介意，黑夜里点个油纸捻，还是敢在廊下行走的。 ——《鲁迅的故家》

这段描述颇有《走近科学》之感，虽然进行了唯物主义辟谣，但还是让老宅显得鬼气森森。那些传说未必是真的，但它们确实曾经存在于当地人的记忆里。神怪故事背后，突然露出了真实历史的马脚。

有研究者提出，绍兴覆盆桥周家台门的“鬼气”对鲁迅文学上的审美趣味（无论是对李贺还是安特莱夫）产生了浸润式的影响。的确，看周作人对鬼园的描写，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的“黑暗”与“阴冷”底色。《呐喊·自序》中，鲁迅就曾这样描写自己所居之所：

电影《鲁迅》剧照。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如果让两个人各自拍一部鬼片，我想一定会有很多重合的元素：老宅、古树、传说、死亡，还有那些说不清究竟是真是假、却从童年一直跟着人长大的故事……那些重合的部分八成和周家台门有关，和百草园有关。

于是，百草园有了三个不同的名字：乐园、秋园、鬼园。

《文学空间的重叠与蔓生：“百草园”研究》

作者:丁文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年2月

百草园从来不是一张可以测量清楚的地图。它会随着人的年龄、目光和经历不断变形：孩子在那里发现世界，成年人在那里辨认往事，而多年以后，当我们再读这些文字时，甚至还能从一片秋草、一株桑树、一个传说里，看见一个家族和一个时代留下的影子。

当你感慨“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时，会发现周氏兄弟的两张图层上有点点线索，两个看似彼此错开的童年，最终在文字里重新叠在了一起，好像在证明：“到底是兄弟”。

参考文献：

1.《文学空间的重叠与蔓生：“百草园”研究》，丁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2月。

2.《鲁迅的故家》，周作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

作者/彪老师

编辑/刘亚光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