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华东军区驻地，张爱萍面对着一张沿海岛屿地图，手指久久停在一江山岛的位置上。那时，朝鲜战场刚刚停战，东南沿海的军事形势仍然紧张，一场不同于陆地攻坚的战斗，正在悄悄酝酿。
张爱萍盯上的并不是面积最大的岛，也不是守军最多的地方，而是一江山岛。它夹在我军控制的浙东沿海与大陈岛之间，像一枚钉子，卡住了海上进退的通道。
这个判断，和许多将领的习惯思路并不一样。
在长期陆战中，集中优势兵力，直取敌方主岛，往往是迅速解决战斗的办法。有人据此提出，应该先打大陈岛。只要拿下主岛，周边岛屿的守军便可能失去依托，整个防线随之瓦解。
张爱萍却没有急着赞成。他认为，海上作战不能照搬陆战经验。人民解放军虽然已经拥有海军和空军，但三军协同作战尚属新课题，舰艇航行、火力配合、登陆时机，都容不得半点大意。
“先打大陈，航路上的威胁怎么办？”
他在会议上提出，若绕过一江山岛直扑大陈岛，运输舰艇和登陆部队可能遭到侧翼袭击。一江山岛虽小，却是大陈岛外围的重要屏障。拿下它，既能检验三军协同能力，也能为后续行动清除障碍。
争论很快激烈起来。
那位副司令员参加过解放战争，指挥过多次硬仗，对集中兵力、直捣要害有着充分信心。他不愿把主力分散到一座小岛上，更不认为敌军能够在海上形成多大威胁。
张爱萍同样坚持己见。两个人一个重经验，一个重条件；一个强调快攻，一个强调稳妥。说到后来，桌上的地图被反复挪动，会议气氛也越来越僵。
有人见势不对，请来了陈毅。
陈毅了解双方意见后，没有含糊其辞，而是直接说道：“张爱萍是总司令，服从总司令指挥。”
这句话听起来很重，实际上维护的是指挥体系。战场上可以争论，命令下达后却必须统一行动。陈毅并非简单偏袒张爱萍，而是清楚，这次作战需要一个完整的指挥中枢，不能让各路部队各行其是。
张爱萍能担起这个位置，并不是偶然。
1949年初，他从苏联治伤回国。此前因为负伤疗养，他错过了解放战争后期的大规模作战，这也成为他军旅生涯中的一处遗憾。回到华东后，陈毅没有立刻把他推上前线，而是先交给他一项几乎从零开始的任务——建设人民海军。
当时的基础十分薄弱，华东海军初创时，人员、舰艇和技术都不充足。张爱萍甚至不会游泳，面对任命时直言自己是“旱鸭子”。陈毅却劝他：“不会就学，过去没有干过的事，难道就不能干吗？”
这番话并非宽慰，而是对他的判断。
张爱萍很快投入工作。他到各部队挑选干部和水兵，设法补充技术人才，还重视起义海军人员的作用。像林遵等有专业经验的人员，被安排到能够发挥所长的岗位。新旧力量在磨合中逐步形成共同的组织纪律，海军建设也因此少走了不少弯路。
有意思的是，张爱萍虽脾气急，却并不排斥不同意见。他可以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但一旦方案确定，便会要求各部门按统一部署执行。这种性格放在日常工作中容易引起冲突，放到战场指挥上，却也意味着敢于承担责任。
朝鲜停战后，中央重新考虑东南沿海岛屿问题。1953年，相关作战准备逐步展开。张爱萍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后，继续推动海陆空协同训练，并反复研究海况、航线、滩头地形以及敌军火力配置。
真正的战斗并没有在1953年打响。由于朝鲜战场刚刚结束，空军力量和海上支援尚需调整，中央没有贸然发动进攻。直到条件逐渐成熟，浙东前线指挥机构才正式建立，张爱萍担任前线总指挥，统一调度陆军、海军和空军力量。
1955年1月18日，攻打一江山岛的战斗开始。海军舰艇实施火力支援，空军压制敌方阵地，登陆部队分批突入滩头。岛屿狭小，工事密集，守军依托坑道和碉堡顽强抵抗，战斗并不轻松。
但三军之间的配合，较以往有了明显变化。炮火准备、空中掩护、舰艇输送和地面突击彼此衔接，登陆部队没有陷入各自为战的局面。经过激战，一江山岛被解放。
这场战斗的意义，不只在于夺下一座岛屿。它证明了人民解放军已经能够组织较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行动，也使大陈岛守军失去了外围屏障。
1955年2月，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和美军舰艇协助下，大陈岛等岛屿相继被放弃。浙东沿海岛屿的军事格局由此发生改变，而那场会议上关于“先打哪里”的争执，也成了整个作战决策中极关键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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