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最狠的“阳谋”：让穷人举报富人，结果全城崩溃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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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安石年轻时写过一首诗，叫《兼并》，里面有两句话说得很冲：“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

豪强兼并土地，朝廷不能干看着，得出手压。

公元1074年，真有人把这个意思落到了纸面上。朝廷推出一条新法：老百姓自己申报家产，谁家瞒报，旁人可以去官府告发，查实了，瞒下的家产拿出三分之一赏给告发的人。

今天流传的说法，把它讲成让穷人举报富人的阳谋，还说到头来闹得全城崩溃。可翻开宋朝人自己留下的奏章和书信，告状的到底是谁，被翻箱倒柜的又是谁家？

这条法叫手实法，推它的人不是王安石，是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场告发领赏的新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尺椽寸土，连鸡和猪都要登记

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进士出身，跟王安石谈经论道，一拍即合。

王安石很看重他，说当世能学先王之道又能拿来用的，只有吕惠卿一个。新法的条例、奏章，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

1074年四月，王安石头一回罢相，临走前推荐吕惠卿当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

吕惠卿上台，碰上的头一件难事，是免役钱收不均。

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的大项目。原来老百姓要轮流给官府服差役，现在改成按户等交钱，官府拿钱雇人干活。户等分五等，家底厚的多交，家底薄的少交。

问题出在户等怎么定。

过去定户等，靠的是户长和乡里的几个大户，替官府把各家的人口、田地、家产登记上去。吕惠卿说，乡下这么多人家，几个户长哪能知道谁家到底有多少东西？不让百姓自己报，瞒了也没责任；不给赏钱，也没人愿意去揭发。所以老簿子根本不能用。

他弟弟吕和卿当时只是曲阳县的一个县尉，兄弟俩一起拿出了一套新办法。

办法是这样的：官府先给田地定一个中等价格，让百姓按自家田亩多少、好坏，照价自己申报。房屋、能生利钱的家当也要报，分成不同档次折算。官府把格式提前印好发下去，百姓照着格式填，县里收上来入册，算出每家家产值多少钱，排成五等，再按全县该收的役钱总数分摊下去。算好的数字，要在外面张贴两个月，让所有人都看得到。

关键在末尾那一条：除了日用器具和口粮，谁家敢隐瞒漏报，允许别人告发，查实了，按瞒报家产的三分之一给赏。

申报细到什么程度？后来修史的人说，一根椽子、一寸土地都要查清，连家里养的鸡和猪，都要一一抄上去。

朝廷批准了。1074年七月，手实法在全国推行。

告状的，都是些什么人

手实法一出来，最先坐不住的，是一个刚到山东密州上任的知州。

他叫苏轼。

苏轼到密州二十多天，给当时的宰相韩绛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手实法的条文看着周全，可说到底，靠的就是告发。

他把告发这件事掰开了讲。

古时候治理天下的人，很讨厌告发坏了风俗，所以定了一条规矩：事情跟自己不相干的，不许去告，只有盗贼和强奸例外。后来这条规矩慢慢松了，现在的法令里，悬赏让人告发别人过错的，十条里倒有八九条。

接下来，苏轼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告发的人，从来没有不是凶恶奸诈、品行败坏的。

这种人，过去州县官员都厌恶，想尽办法把他们赶走，良民才能过安稳日子。现在倒好，朝廷拿重赏把他们招来用。

更关键的是，赏罚完全不对等。

苏轼说，所谓浮财，就是钱物、粮食这些能搬能藏的东西，外人根本没法知道数目。去告发的人，也只是凭猜测。猜中了，赏钱多得数不过来；猜不中，最重也就打六十到八十板子。

赢了发一笔横财，输了挨顿打。这种买卖，那些无赖为什么不干？

所以，“让穷人举报富人”这个说法，要改一改。

穷人确实可以去告，可真正被这份赏钱吸引来的，不是安分种地的穷人。是乡里那些游手好闲、专门盯着别人家的人。

宋朝人自己早就看到了这一层。谏官范百禄说，让人自己申报，肯定报不全；再明着允许告发，结果就是家家都有告密的人，人人都成了仇家，礼义廉耻还从哪儿来？

被翻查的，到底是谁家

手实法的目的，是把役钱摊匀。

按道理，它应该盯着那些家大业大、隐瞒田产的豪强。可是法令落到县里，事情就变了样子。

鄂州有个新城县，县令叫曹登。这个人办手实法特别卖力，想在上司面前出成绩。

他想了个办法：去量百姓家桑树、柘树的尺寸，根据树的大小，推算这户人家能养多少蚕，再把蚕折成钱，摊派役钱。他还自己拟了告示，让邻近的岳州照着他的样子办。

他每次下乡，一路打过去，史书的原话是“笞挞遍野”。

您看，桑树是什么人家的？是男耕女织、靠养蚕交税的普通农户。真正的大户，田产在册，关系在城里，县令轻易碰不动。量树数蚕这种细活，只能落在小户头上。

这件事是御史蔡承禧在1075年年底上奏揭发的，那时候手实法刚刚被废，地方上折腾出来的事才一件件翻上来。

还有一个细节，更扎心。

苏轼信里写，密州一带刚闹过蝗灾，他一路走进州境，看见百姓用蒿草把蝗虫包起来埋在路边，二百多里路上一堆挨着一堆。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到荆湖路察访的官员叫蒲宗孟，上奏朝廷说，受灾五分以上的县暂不实行手实法，这条规定不好，应该不管丰年灾年一律推行。

朝廷准了。

元老大臣张方平也上过奏章。他说，中等人家以下，本来就没什么积蓄，种田养蚕的收成年年不一样，户等高高低低也是常事。这样一折腾，老百姓整天担心税要加重，连正经的生计都顾不上了。

苏轼的弟弟苏辙，多年后回顾这段往事，说得更直白：手实法推行之后，私人家里一丝一毫都要登记到官府，老百姓知道官府有夺取的心思，有的干脆把田卖了，把耕牛杀了，好躲过这场祸事。

卖田，杀牛。

对一户农家来说，这就是把明年的活路自己掐断了。

十五个月，一部法令怎么收场

手实法前后只推行了十五个月左右。

它收场的方式，跟它出台的方式一样，都跟吕惠卿这个人绑在一起。

王安石在1075年二月再次拜相，回到朝廷，他跟吕惠卿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吕惠卿当年为了保住新法，确实尽过力；可他上位之后，也借着各种案子打压同僚，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都被牵连。

朝中弹劾吕惠卿的奏章里，手实法成了一条罪名。有人说，这套造簿手实的办法，是吕惠卿借弟弟吕和卿的名义献上去的，不管天下行不行得通，只想借机给自家子弟铺路。

吕和卿确实沾了光。他从一个县尉，被调进京城的军器监，还特地给改了官。

捧场的人也不少。有个叫杜常的官员，给手实法写了注解，说这套法令仁义礼智信五常全都具备。后来的御史提起这件事，说有见识的人到今天还看不起他。

1075年十月，吕惠卿被御史揭出兄弟俩强行向秀州的富户借钱买田，罢去参知政事，外放陈州。

十月二十三日，御史中丞邓绾说手实法不便，朝廷下令废除。

可是废除令下来，事情还没完。

蔡承禧揭发说，司农寺的官员张谔给各路转运司发文，说手实法先不要全废，等司农寺另行指示。底下的州县夹在中间，不知道该听谁的，只能接着催。

朝廷说停，管事的衙门说别急着停。

苏辙对这件事的评价是，朝廷发现不对，半路叫停，这才算勉强没有闹出乱子。

所以，“全城崩溃”也要改一改。

史书里没有哪座城因为手实法垮掉。它搅乱的不是一座城，是成千上万个村子里的人心——邻居盯着邻居，县令量着桑树，农夫算着要不要杀牛。

老达子说

吕惠卿的出发点未必全是坏心，役钱收不均、旧户籍靠几个户长瞎填，这都是真问题。可他选了最省事的一条路：官府查不清，就花钱让百姓互相查。

苏轼那封信里还顺手提了一件小事。当时军器监要牛皮，也用告发领赏的办法去收，乡下人家死了牛，报官晚了一点，就要挨打，还要被罚几十贯钱，罚来的钱转手赏给了告发的人。苏轼写到这里，只加了一句：“农民丧牛甚于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