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评论》推文｜熊万胜等:农民建房现象的心理机制研究——空间格局影响及其运作机制

熊万胜,宋阿莉.农民建房现象的心理机制研究——空间格局影响及其运作机制[J].乡村治理评论,2026,(1):75-92.

内容提要：基于围绕“平均主义心态”解释的理论对话，本文提出“空间格局的敏感性”的概念，运用社会文化与物理空间两种解释机制对农民建房矛盾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利益的敏感性和认知的敏感性构成了空间格局敏感性的两种类型；敏感性的触发机制是利益争夺以及个人的竞争心理、国家的治理需要造成的物理性边界和象征性边界的错位。此外，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受到情感距离、价值距离以及空间密度的影响而呈现出强弱变化。空间格局的敏感性间接造成了物质权力的更替以及敏感性的重塑，最终导向空间格局的适应性重构。

关键词：空间格局 农民建房 敏感性 社会心理

一、引言

在湖镇（化名）农民建房过程中，发生过这样两个事例：有两邻居一同建房，其中一户暗暗将自家的院墙高度提高，超过了邻居家院墙6厘米，该行为被邻居发现后，两家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另一事例是一位高龄农民发现距离自家房屋150米处有一电线杆，正对着家宅正门，这位农民认为会破坏风水，于是他立刻给村委会打电话，要求村委会在三天内把电线杆挪走，否则他将自行处理。

为什么院墙高度、电线杆与正门的位置关系会在农民心中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随着新一轮农民建房热逐渐兴起，农民建房矛盾也随之增多，厘清农民心理与建房矛盾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社会整合水平的提升。卢晖临从文化心理视角对上述关系进行了解释，强调是农民的“平均主义心态”导致了建房攀比，此观点受到学者拥趸。然而，文化心理对人的行为固然会产生影响，但文化心理发生作用也需要特定物质条件的配合，忽视物质条件而只关注文化心理，不仅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的危险，还容易忽视造成农民建房矛盾的结构性根源。

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如果从空间视角出发，就会发现，不论是攀比建房，还是墙高不一致而引起的大打出手，都说明了人对空间变动是非常敏感的。这种敏感性从何而来？它仅仅是个人情绪吗？人的敏感性并非源于纯粹物理空间的变化，而是物理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双重作用的结果。“空间格局” 恰恰是对这种物质化了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的概括。在农民建房矛盾中，人对空间变动的敏感性正来源于空间格局本身的敏感性。因此，基于农民建房矛盾源于人们对于空间格局很敏感这一判断，本文将“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发展为一个解释性的概念，探讨在农民建房行为这一“社会文化—物理空间”实践中，相关的人对于空间格局的敏感通过怎样的机制，最终外化为具体的建房矛盾。

二、文献脉络与分析框架

（一）关于农民建房矛盾的社会学解释

目前，在对农村“建房热”的分析中，存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动因，考虑了外部的经济规律的作用和个体对利益获取的趋向。二是文化心理因素，在外部表现为传家立业的观念、群体间的行为影响、风水信仰的作用以及集体主义观念的衰落，在内部表现为攀比心理、怕吃亏的心理。其中，最为典型的观点是卢晖临从文化角度对建房热给出的解释，他指出建房热源于农民的平均主义心态。他将平均主义看作是土地革命前的乡村社会中“漂浮于土地上的人”基于生存理性而发展出的一种“主动共享”式的心理结构，经过土改后，这种非主流的心理结构意外地与阶级意识形态相契合，从而自原本乡村文化网络中的“边角料”，摇身一变成为新的乡村文化网络的重要构成，最后促成了农民建房的攀比之风。我们可以将以上解释归结为以下两点：首先，它将农民在建房过程中展露的攀比心归结于平均主义的结果；其次，它认为平均主义是在个体内部自发形成的。

但是，农民的攀比之心真的出于平均主义心态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什么是“平均”。陈新明从“平均”的数学特征出发，指出“平均”是个体间不存在差异性的状态，是刻意追求个体结果相等的平均值。由此可以看出，“平均”具有明显的外在强制色彩，绝非是人主动生发的一种心理结构。此外，个体竞争性是一种普遍的人格特征；即人天生想要超过他人，并不想跟他人一样。竞争性的前提是差异性，而非同质性，“平均主义心态”对农民建房的解释违背了这种实际。此外，认为平均主义心态是农民重要的心理结构，这种观点反映部分知识分子的偏见，没有看到平均主义的本质是“被平均”，绝非“主动平均”，未充分意识到农民的能动性。

从文化心理解释农民建房矛盾的观点，抓住了地方文化网络对个体行为的重要影响，但文化心理对个体行为的引导和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情境化的，需要特定物质条件的配合。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通过勒温行为公式（B= f（PE））揭示了人类行为（B）、人类心理因素（P）以及环境因素（E）之间的“场动力关系”。这提示我们空间是心理发生做用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心理和空间都很重要。黄晓星考察了一个村落规划过程中的村委会与农民之间的博弈过程，她注意到了“局”这一概念，用其指代那些萦绕在空间中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十分重要的某种心理和空间结构。地理学中“空间格局”的概念比之“局”的概念，更加突出了物质性要素的重要性，这更契合本文从物理空间变化分析农民建房矛盾的意图。因此，可以将空间格局视为解释农民建房矛盾的融合了社会文化与物理空间两种解释机制的关键概念。

（二）空间格局的社会性与物质性研究

空间格局的研究多存在于地理学科中，集中体现为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地理学关于空间格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这三种理论是19世纪人地关系研究的代表。早期理论所言的空间格局具有强烈的空间决定论色彩，人与空间的关系是一种机械的、理性的、被决定的关系，物理空间通过成本、距离和市场法则对人类行为施加影响，人类行为则被视为对空间经济力量的理性反应。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列斐伏尔等社会理论家的努力推动下，学界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空间转向。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是这一转向的先驱，他批判了将空间视为单纯物理容器的传统倾向，提出了“（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 的革命性观点。在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系统阐述了空间的多重属性，建构了著名的空间三维分析框架：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这一框架将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空间面向整合为一个辩证整体，深化了人们对空间格局的理解。此后，人不再是简单地“在”空间中，而是通过行动和关系积极地生产着空间，同时又被自身所生产的、渗透着权力与意义的空间所塑造和定义。

空间转向使学界认识到空间格局不但具有物质性，还具有社会性。尽管社会空间理论成功打破了空间的物理决定论，却仍然存在一个显著的理论缺陷：人是空间生产的主体，物在空间生产中仍然是被动、沉默的形象。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兴起重新将物界研究从沉睡中唤醒，推进了社会空间理论对于人和物的理论整合与拓展。物界研究开始于拉图尔。拉图尔被公认为21世纪“物转向”的研究先驱, 原因在于其试图打破人类主体和非人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它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成功实现了这一点。这一时期，学界对于人与空间的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入，空间不仅被人类行动者所生产，同样被非人行动者所生产。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将空间格局定义为由建筑物及其周围环境基于客体间性组成的动态网络以及人对这种客体间性的感受、认知与理解而组成的空间组织形态。由定义可知，物质网络和符号系统是空间格局的重要构成基础。那空间格局如何影响人的感知呢？

（三）空间对感知的影响

段义孚曾对物质环境对人的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影响进行过研究，他除了明确指出自然环境能够提升人对某些事物的敏感性之外，还强调了社会与文化的演化也会改变这种敏感性。关于敏感性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专注于非人类行动者的敏感性研究。在这些学科领域中，敏感性被看做是某一系统、变量或个体对外部条件或内部参数变化的响应程度，即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联强度。该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在此种释义的启发下，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可以理解为个体对空间结构、布局及其动态变化的响应程度，其反映的是空间要素的调整如何影响行动者，进而对整体功能或结果产生影响。这与李斌把人和环境看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系统的观点类似，也就是说，空间格局的敏感性是在人与物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亚当·斯密明确指出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的基石。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承认物理利益和经济活动的社会基础意义的同时，还论证了个人或社会认知对经济活动的促进关系。也就是说，利益是人与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基础，个体认知会影响人与物的相互作用机制。由此可以知晓，空间格局的敏感性是承载不同利益逻辑的物理性边界与象征性边界发生错位时，在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方面引发的基于利益考量的反应程度。

由定义可知，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基于利益的敏感性，一种是认知上的敏感性。利益是空间格局敏感性的基石，是一种物质性或功能性的敏感性，关注的是空间格局的变化如何直接影响到个体或群体的物质利益、功能需求和生存状况。认知的敏感性是在利益的敏感性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也同样关注利益，只不过关注的是凝结了利益的各种物理空间形态。

什么塑造了空间格局的敏感性？权力是一个绕不开的概念。已有的关于权力与空间格局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列斐伏尔为代表，探讨了统治性权力、被感知和被接受的权力、抵抗与创造性的权力是如何影响空间与权力的再生产的。第二种以福柯的微观权力为代表，认为权力是弥散的、多中心的，全景敞视监狱是这种权力观支配下的空间形态代表。第三种以戈夫曼为代表，从符号互动的角度出发，认为空间格局是一套精密的、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并通过引导人的行为实现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这些研究承认了权力要通过物质转换才能够发挥真正的效力。上述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城市空间的研究，缺乏对正在聚落形态变迁过程中的农村空间的研究；二是上述研究虽然暗含了物质在权力生产与空间生产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未能充分认识到物质本身对权力和空间产生的制约作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物转向兴起之后，简·贝内特（Jane Bennett）提出了物之权力的概念，关注物质权力参与历史进程和空间塑造。在她的观点之下，空间格局不再是代表人类意志的关系性、结构性以及符号性权力的单向投射，而是人类权力和物质权力相互作用的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湖镇农民建房的经验，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组建了一个农民建房矛盾的分析框架，试图借用边界的概念揭示空间格局的变化如何影响人的感知，人又是在何种动机的驱使下推动空间格局发生变化的。最后，本文对空间格局的重构进行了分析。

三、农民建房的政策背景及其矛盾类型

潮县（化名）下辖4个街道和9个镇，湖镇是潮县的下辖镇之一，位于潮县西南部，地理位置承东启西，总面积69.14平方公里，管辖14个行政村，包括丰村、雪村、泾村等。该镇农民建房于2015年进入高潮，是年农民建房审批数量为278户，到了2024年，增长至461户。

江苏省嘉兴市潮县的农民建房政策有过很多的变化。自1983年起，潮县对农民建房的管控就已经发生了，在1979-1986年间，要求拆屋退田共316户，补办手续功共438户。在村镇建设方面，潮县对全县3274个自然村进行了测绘并制成千分之一和千分之二的现状图和规划图。1984年开始，结合村镇规划，对全县75364户农民现有住房进行摸底绘图，全面登记。在当时，就已经限定农民建房用地限每人18-25平方米。2008年，开始实施著名的“两分两换”政策，这是一种在县域范围内实施集中居住的系统性安排，是一种以城市化发展为导向的农民建房政策，到了2025年，这种新思路的农民建房政策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

目前，在农民建房选址方面，为了照顾不同农民的建房需求，潮县为农民提供了新农村安置点（X点）、保留点（Y点）、有机更新点（在保留点内）、以及公寓安置房或安置款等多样化的政策选择。在农民建房流程方面，潮县形成了一套从县政府到农户的多层级审批系统，环环相扣，县镇村配合紧密。在农民建房标准方面，潮县和湖镇相关部门下达了具体的文件对建房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简称为“七个统一”，其中，房屋层高、房屋占地面积和房屋外立面是最主要的三个统一标准。

更为频繁的农民建房行动引起了更多的农民建房矛盾。湖镇农民建房矛盾主要涉及国家和农民两种行动主体，围绕这两种行动主体，可以将农民建房矛盾分为农民-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国家之间的矛盾。农民-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利益冲突为轴心，围绕土地资源、风水资源等展开争夺。由于村委会是国家意志在基层的主要延伸，所以可以将农民-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农民建房实践中看作村委会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湖镇农民建房矛盾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湖镇农民建房政策只允许在新农村安置点和保留点建房，所以农民建房矛盾基本只存在于这两类建房点位之中。在这两类建房点位中，发生于新农村安置点的农民建房矛盾较少，大多数矛盾都发生在保留点内。

四、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农民建房矛盾的运作机制

（一）空间格局敏感性的触发机制

资源是具有稀缺性的，除了公共资源，非公共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排他性的。空间资源、风水资源、声望资源都是如此。资源构成了利益的基础，利益是空间格局敏感性触发的基本条件，没有利益的争夺，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就难以延续。利益争夺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而是在人与物的交互中发生的。

不同主体出于不同动机对利益进行争夺。农民作为一个个体，天然具有竞争心理与患失意识。人总是期望超过他人，占据比他人更多的资源。但是，超过他人是困难的，而不比别人差却是较为容易达成的。在这种不能比别人差的竞争心理与对空间或风水资源的患失意识的驱动下，农民对于风水和空间资源的争夺必然触及空间格局中的物理性边界，容易引发物理性边界与象征性边界的错位。友村的孙主任认为本村由农民建房造成的邻里矛盾最多，矛盾起因一般是墙角对门、柱子对门、层高不一致等风水问题。孙主任还谈到一个具体的案例。在本村的新农村安置点有一对邻居，其中一家的户主是位木工，突然有天他注意到隔壁邻居家的墙高不对劲，于是找来第三方机构对对其进行高度勘测。勘测结果显示隔壁院墙比木工家院墙高出6公分。这在两家之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吵得很厉害，甚至要打架”。

矛盾是怎么发生的？在木工的事例中，整个围绕院墙高度产生的矛盾是在木工、邻居、院墙、第三方勘测机构、水泥匠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木工和邻居在矛盾中转译成为了冲突者，院墙转译成为了风水边界。“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在风水知识中，院墙高度与风水资源之间具有正向因果关系，即院墙越高，院墙所在房屋的风水资源就越丰富。但风水资源同样具有稀缺性，在竞争心理和患失意识的刺激下，为了获得更多的风水资源，总有人想要盖更高的院墙。为了减少矛盾和保证公平，同村村民或邻居之间会倾向于达成共识，设定一个统一的墙高，这即是用物理性边界来反映象征性边界。如果物理性边界与象征性边界合一，农民则相安无事，反之，则可能会触发敏感性，引发矛盾。

在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中，最突出的就是农民建房用地需求与国家对土地资源的严格控制之间的矛盾。截止到2025年7月，湖镇每个行政村都存在农民排队建房的情况；友村排队户数为200多户，丰村50-60户，雪村70-80户。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话语中，农民建房用地需求与土地供给之间的张力是行动者网络的涌现结果。中央政府基于粮食安全与国土治理的考量，试图将土地、耕地红线、卫星监控、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和农民都转译进一个以保障粮食安全、集约利用土地为目标的稳定网络中，在这个网络里，农民的建房需求被转译为需要被严格管理和约束的对象。而农民则试图将宅基地、建筑材料、积蓄、家庭劳动力以及建房用地指标，都转译进以成功建房为目标的网络中。这两个行动网络因为土地总量的有限性和空间利用的排他性导致的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而产生张力。这种矛盾的触发与化解，紧密围绕着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而展开。

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脱域的实体，并不直接与农民互动，而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文本、镇村两级干部施展自身对农民个体建房行为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建房农民、镇村干部、政策文本、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以及验收表、卫星遥感技术、耕地红线等行动素在相互作用下织就了一张自上而下的行动网络，此网络不同于村庄内部围绕农民建房形成的网络，或者说，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划定的空间格局的基础之上的。在这张更基础的网络中，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以及验收表是农村建房的政策文本的具体指标，其顺利实施依赖于卫星遥感技术对于耕地红线的实时检测，一旦发现违规建筑，就需要通过行政系统提醒镇村干部前往现场对违规建筑进行整改。

在更微观的层面，新农村安置点、保留点与撤并点的分野构成了湖镇农民建房的基本的空间格局，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服务于国家节约土地资源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地方治理的需要。聚落聚集程度越高的村民组越能成为保留点，聚落越是分散，则越可能被划为撤并点。新农村安置点和保留点重新划定了农民建房位置边界，只有具有建房资格的村民才能够在房屋符合建房标准的情况下完成建房行为。允许的另一面是禁止，即在新农村安置点和保留点之外的其他区域建房的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不具备建房资格的村民的建房行为以及不符合建房标准的房屋也是被禁止的。通过此种空间边界的划定，行动者-网络的流动性被引导和限制，新的空间格局才得以形成。这种空间格局一方面意味着新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冲突的可能。

湖镇丰村的丰一组位于撤并点，该组村民出于对利益的考量、故地的留恋，或者是单纯地受到集体情绪的牵引和鼓动，都拒绝了进城上楼或者搬迁建房，坚决留守家园。在博弈过程中，农民在遭受利益侵害时，常常畏于正面抗争，因此并不总是以激烈的面目示人，在相当时候，反而展露出非暴力不合作的隐性对抗。此外，新农村安置点所规定的两联排楼房形态，也因为屋檐和房屋外立面的外观和材质的统一标准，加之不同农户的利益、审美不一而造成了不和谐。

（二）空间格局敏感性的强化机制

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并不是一成不变或者是均质的，它受到情感距离、价值距离和空间密度的影响而呈现出强弱变化。当行动者之间情感距离较近时，人们对边界的感知阈限增大，空间格局的敏感性会随之降低。反之，当情感距离增大，甚至存在负面情感时，对空间格局的敏感性会急剧升高。湖镇很少有农户前往原拆原建点建房，除了利益分配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不同村庄之间的农户的情感距离是较为疏远的、陌生的。邻居之间的情感距离的恶化还表现为冲突中的一方退出空间争夺而前往他处。例如，友村一户农民因为与四邻不睦已久，宁愿花费5万元并冒着被孤立的风险，也要前往保留点建房。

除了情感距离，物本身的社会属性——即价值距离——也影响空间格局敏感性的强弱。物的价值距离取决于其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和符号的不可替代性，例如，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一头承载着国家粮食安全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功能，另一头构成了农民建房的关键条件，同时还是国家意志的象征，具有功能与符号的双重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功能特定会强化路径依赖，而路径依赖程度越高，人们对路径依赖上的各个环节的敏感性就越高。

除去人与人的依赖、人与物的依赖，还有一种物与物的依赖，空间密度就是这样一种物与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农民建房中，比较重要的是房屋的空间密度，即一定空间容量内的房屋数量。从塑造的权力来源看，存在内部自发形成的房屋空间密度和外部控制形成的房屋空间密度。在村庄内部，农民通过长期的试探、协商甚至冲突，在空间资源的紧缺性与住房的生活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形成了适中的房屋空间密度，保证了农民之间适度的社交距离。

随着国家权力对农民建房过程的介入，这种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在湖镇的新农村安置点和有机更新点，为了节约土地资源，农民新房建造受到了统一的规定：一是建造两联排别墅；二是将原本100至200平方米不等的宅基地面积，缩减至现在统一的95.5平方米；三是要求两联排别墅的房檐样式等外观保持相同。此举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但也破坏了原本适度化的房屋空间密度，可能导致居住空间过密化。加上房屋外观统一的要求，把家庭内部行动变成两个家庭之间的行动，增加了行动难度和提高了矛盾爆发的概率。例如，雪村新农村安置点的房屋是两联排别墅，外墙和屋脊的材质需要两家人共同协商决定，在协商过程中，崔主任说曾经有两家人因为财力和审美不一致而产生了矛盾。房屋空间过密化缩短了农民之间的社交距离，过近的社交距离提高了矛盾发生的可能。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即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导致了社会治理水平的下降。这说明空间资源利用效率与社会治理水平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张力，如果一味追求空间资源利用效率，就可能会以社会治理水平的降低为代价。

（三）空间格局的适应性重构

建房用地获取途径、农民建房选址的自由程度、建房审批流程的设置、建房矛盾的调节介入等等，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力的深度介入。这种深度介入首先表现在对物质的调动上，为了能够更清楚地呈现出这种变化，需要进行时序性的对比。黄村的张勇描述了2000年后黄村建房选址的变迁过程：

“之前的宅基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2001年的时候，杨家人有4个小孩，但只有两个宅基地，于是花两千多元买了别人的宅基地。2002年开始分地，那个时候的地还是很宝贵的，没有人在地头盖房子。2008年之后情况就变了，（因为外出打工收入多，所以）地变得不值钱了，这个时候开始有人在地头盖房子。……现在又变了，国家不让在地头盖房子，要盖房子还要搞一堆审批。”

从李勇的描述中，可以得知黄村几个比较重要的变化节点。2008年之前，土地的生产价值要高于村内宅基地的价值，所以村民选择在村内买卖宅基地以缓解分户带来的住房压力；2008年之后，情况反了过来，于是村民选择在耕地上建房。2012年国家出台农村宅基地改革方案之后，国家权力通过政策文本、行政系统和卫星遥感技术等限制了农民的建房选址自由权，农民必须在国家划定的区域内才具有一定的自由权，在耕地上建造房屋更是被绝对禁止的。在2012年之前，房屋形态也具备很高的自由度，房屋高度、占地面积等，只要不违反村内非制度性的规则，农民可以凭自身的经济实力、审美偏好等把房屋建造成任何形态；2012年之后，制度性的建房审批流程被建立起来，房屋的“三维”与外观也随之被标准化，农民建房的自由度再次受到了限制。

国家权力可以说是深深介入了农民建房的全过程，而农民的个人意志对建房过程的干预能力逐步降低。这种转换体现在国家与个人对物质的调动能力之上。在国家权力没有介入农民建房过程之前，农民对于土地的调动能力以及对建筑形态的控制能力都较为自如。在国家权力介入之后，为了实现对农村建房过程的实际控制，各种具有行政效力的建房政策文本，诸如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审批表以及验收表，被生产出来，再配合行政系统、考核指标、卫星遥感技术，系统性地制造出了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控制—物质网络。在国家权力入场之后，虽然农民仍然具有建房权力，但是由于国家权力能够调动更多的物质来达成对农民建房过程和土地资源的控制，农民的这种建房权力在实质上已经被国家权力洞穿了。

随着权力的转换，空间格局的敏感性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前文所言的空间格局的敏感性，更多是一种防御性质的敏感性，经常发生于利益纠纷之中，这与建房矛盾本身的争斗特性有关。除了防御性质的敏感性，其实还存在一种具有建设性质的敏感性，这两种敏感性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不同于防御性质的敏感性的破坏作用，具有建设性质的敏感性虽然也存在于关系紧密、空间密度较大的格局中，但它总体上有利于空间各种功能的良好运转。

在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高达63.89%，这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将要或者已经面临人口凋敝、走向消亡的现实。村庄归并是解决农村人口凋敝带来的社区活力不足和治理效能低下的办法之一。如果国家权力没有强势介入农村建房过程，村庄仍然是村民之间权力角逐的场域；由于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特点，依靠村庄自然演变来实现村庄归并，可能遥遥无期。长此以往，随着住房密度的下降以及社会秩序的崩坏，农村内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紧密性也会降低，社区功能可能陷入瘫痪。虽然利益纠纷的数量也会随之下降，但是具有建设性质的敏感性也可能会因为失去生存土壤而趋于消失，社区活力会进一步受到蚕食。

与之相反，如果国家权力通过介入农民建房过程来推进村庄合并，在农村衰落的大背景下，反而通过提高空间密度维持了社区内部的关系紧密性和日常功能的正常运转。湖镇泾村就是这样一个范本。泾村在湖镇的十三个行政村中集体经济收入排名第三，全村共500多户。自2012年起，泾村启动整村征地搬迁工作，新农村建设共分为三期推进，目前全村只剩下20多户尚未搬迁。得益于整村征地搬迁，泾村的老年安置服务体系在整个湖镇首屈一指。村内修建了专门的老年公寓；由于居住距离近，村干部更便于对老年人走访慰问。泾村经过整村征地搬迁之后，其空间密度得到明显提升，较高的空间密度保证了存在内部的关系紧密性，这为其良好的老年照料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人们对于空间格局的感受为切入点，通过对湖镇的农民建房矛盾的研究，来分析空间格局的敏感性通过何种运作机制最终以矛盾的形式展现出来。研究发现，湖镇的农民建房矛盾主要体现了两种空间格局敏感性的类型，一是基于利益的敏感性，二是认知的敏感性。空间格局敏感性的运作机制包括触发、强化两个环节。利益争夺和边界错位是空间格局敏感性触发的关键情境。在农民建房过程中，利益争夺是矛盾发生的根本；农民在竞争心理的助推下私自提高房屋高度、围墙高度等，造成了建筑所划定的物理性边界与象征性边界的错位；国家基于治理需要，通过调动政策文本、数字系统、卫星遥感技术等物质实现了对农村空间资源的整合，在整合过程中扰动了农村内部的物理性边界和象征性边界。在强化机制方面，情感距离、价值距离以及空间密度会强化或减弱空间格局的敏感性。在湖镇农民建房矛盾中，空间格局敏感性的结果表现为空间格局的适应性重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力的物质性替代以及建设性的敏感性的涌现。本文在结尾部分也提到，国家权力对于农民建房过程的介入，尤其是对农民建房选址的空间规划的设计，快速推动了湖镇乡村聚落形态从分散到集中的演化。这种来源于系统的强制造成了诸多建房矛盾，但同样催生出了泾村这样的拥有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较为充足的村落。

空间格局的敏感性与理想的社区形态问题相关。什么样的物理场所能创造出好的空间？这需要对社区形态进行追问。在聚落形态的相关研究中，笔者建立了系统、社区和生活的三重性框架来理解聚落形态的演变，并指出乡村聚落的演化在系统性、社区性和生活性三个相应的进程中同时展开。在文章中，笔者指出，在现代社会，乡村聚落的社区性进程越发羸弱，但这并不意味着社区性的必然凋敝，我们或可“以聚落补救社区”。泾村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三重性框架的基础之上能有什么样的推进呢？基于熊万胜的系统、社区、生活的三重性框架，我们知道，空间格局至少存在系统、社区、个体这三个层面，对应地存在三种层次的敏感性，分别是系统的敏感性、社区的敏感性和个体的敏感性。系统的敏感性、社区的敏感性和个体的敏感性之间实现高水平的相互嵌合，或可创造出一种理想的社区形态。这三者之间的高水平嵌合则取决于什么呢？这是本文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它关乎社区形态的敏感性分析最关键的一环。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够真正回答理想社区形态的形成机制。对于该问题的解答，还需要学者的后续努力。

作者简介：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乡发展中心研究主任；宋阿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