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今天有毒职场里那套玩法，在1629年的这个案子里全都出现了。”说这话的是克莱夫·博迪（Clive Boddy），全球研究企业精神病的顶尖学者之一。他最近在《亚洲商业伦理杂志》上发表研究，复盘了有毒企业领导力最早的有据可查的案例之一——和这位主角比起来，今天的噩梦同事简直算温和。
主角叫杰罗尼穆斯·科内利斯（Jeronimus Cornelisz），17世纪荷兰人，供职于“一切的开端”那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股份制公司，靠香料、茶叶、奢侈品、咖啡、葡萄酒以及被奴役人口的进出口迅速积累起足以匹敌多数主权国家的资金与权力，后来甚至能自己发动战争、铸造货币、建立殖民地、逮捕并处决罪犯。
这一切靠的是一支庞大的船队，但装备再好的船也躲不过自然。1629年6月，东印度公司旗舰“巴达维亚号”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外撞上暗礁。近300名幸存者登上附近岛屿，但地处偏远，没有救援就活不下去。船上的高级船员很快乘一艘敞篷长艇出发，前往1900英里外的今雅加达、当时的荷属东印度首府求援。临走前，他们任命下级商务员科内利斯在缺席期间担任最高负责人。
离船的高级船员不知道的是，科内利斯已经花了好几周谋划如何煽动哗变。他的计划是控制这艘船，把船上大量金银财宝据为己有，去开创新生活。搁浅在他看来大概只是一段不方便的绕路，他很快着手实施自己的“敌意收购”。
据亲历者记述，科内利斯先换掉议事会成员、安插亲信，并要求他们宣誓效忠自己，以此巩固权力。接着，他把疑似反对者骗去由一名叫维贝·海斯（Wiebbe Hayes）的士兵带领，到附近岛屿寻找补给，然后把他们丢在那里等死。他的最终目标始终没变：尽可能远走高飞，用从巴达维亚号上抢来的财富建立自己的王国。此后数月，科内利斯指使手下杀害了100多名遇难的男女和儿童，常以节省食物和淡水为借口，实际是在持续清除他眼中的威胁。与此同时，部分幸存的女性遭到性侵。
但科内利斯低估了被抛弃的同伴。海斯的队伍据报发现了淡水井，还猎捕当地的沙袋鼠、海豹和鱼。双方得知对方还活着之后多次对峙，直到1629年10月救援船终于抵达。近三个月过去，巴达维亚号最初的乘客与船员只剩约三分之一。
管理层最终认定，科内利斯不是可提拔的内部人选——哪怕按东印度公司的标准也是如此。卷入这场恐怖统治的几乎所有人都被处决；科内利斯及其最亲近的追随者被当局处以绞刑，行刑前先被砍去双手。
巴达维亚号的悲剧固然是极端案例，但博迪认为，它说明自公司这种组织被发明以来，企业结构就一直在助长和鼓励精神变态行为。他列举了那套熟悉的动作：清除对手、奖励忠诚者、制造恐惧、操纵追随者、不惜一切代价追逐权力。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在审视现有证据、重新理解当时的文化动因后，对巴达维亚号事件中的细节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与其聚焦于单个冷酷的企业精神病人如何运作，不如说这是一起群体绝望的案例。但即便从这个角度看，这起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依然是对企业资本主义 darker 底色的警示。
博迪还提到一个细节：“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另一位面对同样处境的领导者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一场关于领导力的自然实验。一组人繁荣了，另一组人则堕入谋杀与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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