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汽车在德国本土的工厂可能要关门了。2024年秋天,这家撑起德国工业脊梁的巨头打破了87年的禁忌,公开宣布考虑关闭至少两家德国本土工厂,并废除了实施30年的就业保障协议。
在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总部,工人们拉起横幅抗议,而工厂外的电价账单比几年前翻了一倍多。电视新闻里正循环播放着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增长的画面,以及美国政府又批准了上百亿美元制造业补贴的消息。
很多德国人坐在电视机前,心里满是憋屈。过去这几年,德国媒体上的情绪越来越像一个受尽委屈的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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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镜周刊》到《商报》,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强烈的受害者焦虑: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薅德国的羊毛?甚至有声音抱怨,一个在制造业上步步紧逼的中国还不够吗,怎么连盟友也在背后捅刀子?
支撑德国人舒舒服服过了半个世纪的三大支柱,也就是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中国的广阔市场和美国的保护伞,在短短几年内全部崩塌。这种全方位的落差感,让德国社会产生了一种被全球联合“霸凌”的错觉。
要说这种痛感最直接的来源,确实是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挤压。过去几十年,中德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融洽,德国卖出高附加值的燃油车、机床和化工产品,买入中国的高性价比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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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产业链的不同层级,井水不犯河水。但现在情况变了。在慕尼黑车展上,原本是德国车企秀肌肉的主场,这几年却被比亚迪、蔚来、小鹏等中国品牌抢了风头。中国企业不仅把展台搭到了奔驰宝马的对面,还在电池技术、车机系统和智能驾驶上拿出了让欧洲同行吃惊的参数。
德国引以为傲的内燃机技术壁垒,在电动化浪潮面前突然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力。德国人猛然发现,他们曾经最大的利润来源地,现在成了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但如果仅仅把责任推给“中国制造”,显然是德国媒体在偷懒。德国经济界面对的现实远比这种单向的“受害者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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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众因为本土成本太高而头疼的时候,德国的其他巨头却在用脚投票。梅赛德斯奔驰加大了在中国的研发投入,西门子不仅没有撤资,反而继续扩建在成都等地的数字化工厂。
大众汽车自己也斥资数十亿欧元入股小鹏汽车,并与地平线等中国科技公司深度绑定。德国媒体一边渲染被中国挤压,德国的核心王牌企业却在加码“在中国,为中国”的本土化战略。
让他们受够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德国传统的旧有优势正在失效,企业为了活下去,只能把重心向拥有完整新能源供应链的地方转移。把视线从中国移开,德国人会发现,真正主导这场“全球霸凌”的,不仅有新兴市场,还有他们最亲密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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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给了德国工业结结实实的一记重拳。拜登政府拿出了数千亿美元的真金白银,给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新能源和绿色技术企业发补贴。
这笔钱的诱惑力太大,直接导致大量原本属于欧洲的产能飞向了北美。瑞典电池制造商Northvolt原本计划在德国建厂,看到美国的补贴后立刻踩了刹车,转而评估去美国建厂的可行性。
甚至连特斯拉,也把原本计划在德国柏林工厂生产的电池设备,打包运回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美国用极其简单粗暴的资金优势,精准挖走了德国正在艰难培育的绿色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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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能源一端,失去俄罗斯廉价天然气,更是直接切断了德国重工业的生命线。北溪管道被炸毁后,德国只能去买昂贵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账单是极其残酷的。全球最大的化工巨头巴斯夫,其位于路德维希港的总部工厂拥有近4万名员工,因为承受不住高昂的能源成本,被迫关闭了部分高耗能的氨气生产线,并宣布裁员。
巴斯夫却在中国广东湛江投资了100亿欧元建设一体化基地。能源价格的倒挂,让德国面临实实在在的去工业化危机。
不仅是大国在挤压,连全球南方的国家也在悄悄分流德国的低端机械和零部件出口。印度、越南等国家凭借更年轻的劳动力和越来越完善的基础设施,正在蚕食原本属于德国中小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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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现自己成了一块腹背受敌的砧板,上面的刀来自四面八方。面对这种局面,德国社会其实很难承认一个更残酷的真相:很多危机根本不是外人强加的,而是德国自己内部的系统性崩盘。
德国的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水平,已经到了让外企抓狂的地步。在2024年的欧洲杯期间,来自全欧洲的球迷体验了一把德国铁路的拉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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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的覆盖率和网速,在欧洲内部都算不上第一梯队。官僚主义更是拖垮效率的致命毒药。
在德国,想要审批一台风力发电机或者建一座工厂,可能需要耗时数月甚至数年。企业需要提交成百上千页的环境评估报告,哪怕是保护当地的一窝蜥蜴或者几棵树,都可能让几亿欧元的投资项目停摆。
特斯拉当初在柏林建厂时,就因为用水许可和环保组织的抗议被折磨得焦头烂额。相比之下,上海超级工厂从破土动工到第一辆车交付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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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效率上的代差,在和平年代也许还能靠品牌溢价来掩盖,但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生死局里,慢一步就是等死。人口老龄化是另一颗正在引爆的定时炸弹。德国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随着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德国各行各业都找不到足够的人手。
从工厂的高级技工到开卡车的司机,再到写代码的工程师,缺口高达数十万人。即便美国不挖角,中国不竞争,德国本土的工厂也面临着无人可用的绝境。
面对如此严峻的内外交困,德国本该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问题,但内部的政治撕裂却耗尽了他们最后的底牌。现在的德国政府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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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党出身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为代表的一派,坚定推行“价值观外交”。他们更看重意识形态,主张在经济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俄乌问题上强硬到底。
但德国工商大会以及各州的地方政府却急得跳脚,商界大佬们非常清楚,离开中国市场和全球供应链,德国的很多企业连财报都交不出来。这种撕裂在2024年10月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投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保住在华利益,德国总理朔尔茨顶住压力投了反对票,但欧盟依然通过了关税决议。这件事暴露了一个让德国人非常难堪的事实:因为自身经济陷入停滞,德国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正在大幅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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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趁机拿过了方向盘,主导了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而德国不仅没有保住中德贸易的平衡,反而被迫吞下贸易摩擦的苦果。内部扯皮,外部被动,德国的每一次政策决定都在自我消耗。
回过头来看,德媒悲愤于“全世界都在欺负我们”,其实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宣泄。世界上并没有谁在刻意针对德国,这只是全球旧有利益分配体系坍塌时的自然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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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焦虑,本质上是昔日的优等生拿着旧时代的旧地图,却发现再也找不到新大陆。对普通人而言,最大的警示莫过于此:永远不要把时代的红利当成自己的能力。
当技术代差被抹平、全球供应链重组时,如果还固守过去的护城河,而不去修补自己漏水的船舱,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适应新牌桌的规则,放弃受害者心态,才是唯一有效的反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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