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扩军动作引发质疑

文｜刘澜昌

当地时间10月19日起，日本与美国在日本多地举行代号为“利剑27”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与此同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最快将于11月中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动力潜艇等问题展开磋商。日本防卫大臣还公开表示，核武器相关政策应当“不设禁忌”地讨论。面对这些动向，反对日本拥核的社会活动家川崎哲表达了担忧，认为日本政府应正视侵略历史，并认识到扩军备武对地区局势造成的冲击。军演、核政策讨论与防务能力建设同时推进，使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再次浮现：日本究竟准备如何界定自身的安全边界，又将如何回应周边国家对其军事走向的疑虑？

讨论核政策，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国家已经决定发展核武器。但当防卫部门负责人公开强调“不设禁忌”，而执政阵营又准备就无核原则等问题展开磋商时，这类言论就不再只是抽象的学术讨论，而会产生现实的政治信号。它可能影响公众对核武器的认知，也可能改变周边国家对日本长期安全政策的预期。对于核问题而言，政策尚未改变，不等于信号没有变化；尚未作出决定，也不意味着相关讨论不会带来后果。

川崎哲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日本现行法律义务与政治人物言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日本负有不得拥有核武器的义务，核能利用也应限于和平用途，因此不应把可能违反这些义务的事项包装成毫无约束的讨论。这里需要区分法律事实与政治主张：讨论某项政策本身，与正式决定采取该政策，并不是同一回事；但如果公共讨论逐渐把原有约束描绘成可以随意突破的障碍，就可能削弱既有规范的政治分量。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社会能否讨论核政策，而是决策者是否清楚说明讨论的法律边界、战略目的和潜在代价。

“无核三原则”长期以来是日本核政策的重要政治承诺，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围绕这一原则展开磋商，意味着日本国内正在重新面对核威慑、国家防卫与战后承诺之间的关系。支持扩大安全政策空间的人，可能认为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日本必须为极端安全风险保留更多选项；反对者则担心，一旦原则开始松动，原本受到限制的政策就可能逐步进入现实议程。两种立场背后都有安全焦虑，但安全焦虑并不能自动证明某种选择更有效。核武器带来的不仅是威慑能力，也包括误判、升级、扩散以及危机失控的风险。

核动力潜艇议题同样需要审慎看待。核动力与核武器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涉及动力系统，不能简单等同于拥有核武器。不过，当核动力潜艇讨论与无核三原则、核武政策争论同时出现时，公众自然会关注日本海上军事能力未来将如何发展。判断这类政策，不能仅凭名称，也不能把不同技术和法律问题混为一谈；更应追问其具体任务是什么、制度约束如何设置、是否会改变地区军事平衡，以及政府是否愿意向社会充分解释相关安排。

日美联合军演则为这些争议增添了更直接的安全背景。“利剑27”在日本多地展开，体现出日美军事合作的持续推进。联合训练可以提升协调能力，强化双方对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日本政府也可能将其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然而，军事行动从来不只产生单方面效果。一国认为有助于防御的部署，在邻国眼中也可能意味着更强的进攻能力；一方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增加训练，另一方可能因此提高戒备。各方都声称自己是在防御，却可能共同推动军备竞争和互不信任，这正是国际安全领域常见的安全困境。

因此，评估日本防务政策，既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军事合作都认定为战争准备，也不能仅凭“加强防卫”的表述就忽略其外部影响。关键在于军事能力的规模、部署方式、政策透明度，以及相关行动是否伴随降低误判的沟通机制。如果军演不断扩大，导弹部署持续推进，而政治人物又对核政策边界释放模糊信号，周边国家很难仅凭日本政府的自我解释消除疑虑。安全政策需要考虑自身防卫需求，也必须考虑他国如何理解这些行动。否则，追求安全的政策可能反而制造新的不安全。

历史问题使日本的军事走向具有更强的地区敏感性。川崎哲特别提到，日本曾对中国、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国家实施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当地民众造成严重伤害。他主张将历史教育与和平教育结合起来，并认为政治人物同样需要接受相关教育。这一观点触及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深层基础：军事力量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记忆和地区信任。

正视历史并不是要求今天的日本社会承担无限延伸的集体罪责，而是要求国家不能选择性地记忆过去，更不能在讨论军事能力时把历史经验视为无关背景。历史教育的价值，也不在于重复固定结论，而在于让公众理解侵略如何发生、政治决策如何突破约束，以及普通社会为何可能在民族主义和安全恐惧中逐渐接受危险选择。对日本而言，这种反思不仅关乎邻国感受，也关系到本国社会能否对战争风险保持清醒。

与此同时，周边国家也需要依据具体政策和可靠信息作出判断，而不是将每一次日本防务讨论都视为必然走向战争的证据。过度反应同样可能压缩外交空间。真正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需要各方明确底线、保持沟通，并在军事活动中尽可能减少误判。日本拥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正当需求，但这种需求不能成为模糊既有承诺、回避历史责任的理由；周边国家有权表达关切，也应推动可验证的透明措施，而不是让猜疑取代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