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第一贪”是谁？他被判死刑，行刑前哀求想回家当个农民

你敢信吗，九十年代海南家喻户晓的“海南第一贪”，临到要被执行的关头，放着什么特殊待遇都不图，就求办案人员能放自己回老家当一辈子农民。这人早年也是从苦日子里拼出来的实干派，一路从基层农场干到地方一把手，最后把手里的公权力全换成了兜里的钞票。整个案件牵扯出的细节，放到现在看都能给所有公职人员敲个响警钟。

1998年3月，戚火贵接到新任命去海南省劳改局走马上任，本来大伙都以为这是仕途往上走的新台阶，结果他凳子都没坐热，就被纪检机关上门带走调查。随着后续调查一步步铺开，这名在地方主政多年的干部，常年利用职务便利收好处，连带着家属下属一起卷入利益交易的整张大网，全被兜了出来。后来很多媒体把他称作“海南第一贪”，这个名号不是随便吹出来的，实打实的涉案金额放在九十年代的海南，足以惊掉所有人的下巴。

公开的司法资料算得明明白白，从1992年前后开始，戚火贵在地方主政岗位上，专挑房地产开发商和有求于他的干部下手收钱，前前后后拢下来涉案金额超过1130万元。放到现在这个数可能不算什么，但在九十年代普通人月工资才几百块的大环境下，这笔钱完全就是天文数字。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小贪小腐，是常年把公权力当变现工具攒出来的严重经济犯罪。

很多人聊起这个案子，只记得他贪的钱多判的重，其实最值得琢磨的点，是三个绕不开的问题。一个从穷山沟里靠读书拼出来的苦孩子，怎么走着走着就歪了路。当年海南搞特区建设到处缺资源，盯着权力的商人能玩出多少花样。连家里的枕边人都被拉下水，一家人齐齐整整往违法的坑里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

戚火贵1952年生在海南儋州，早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读书全靠自己憋着劲苦熬。那时候普通基层青年想改名，读书攒能力加上组织认可，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他也确实争气，一步步在基层岗位攒出了实打实的工作经验，1985年年仅33岁就当上了国营农场的负责人。

农场的活根本不是什么养老闲差，生产排班、人员调度、土地规划、经营创收全得负责人盯着。这么年轻就能扛下这么重的担子，足以说明他当时工作能力够强，也特别受上级信任。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岛内到处搞建设上项目，新岗位新机会冒出来一大堆，干部手里的审批管理权也跟着水涨船高。

戚火贵的晋升脚步也踩着这波风口，1989年他当上了乐东黎族自治县的县委书记，1993年又调任东方市市委书记。从县域主官到地级市主官，管的地盘大了好几倍，手里能碰土地、项目、人事任免的机会也翻了好几番。很多走基层路线上来的干部都有类似的晋升路径，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错就错在他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身边的监督没跟上。

手里攥着这么大的资源调配权，没有严格的规矩卡着，光靠个人自觉根本顶不住四面八方的糖衣炮弹。戚火贵的成长起点再苦，也不能给他后来的违法行为半分洗白的余地。什么出身清廉本性难移的说法，在实打实的利益诱惑面前，没有制度约束全都是空中楼阁。

九十年代的海南房地产热，全国的资金都往岛上涌，土地开发项目审批全都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暴利生意。市场热本身没毛病，可一旦管资源的人能自己说了算，寻租的灰色空间立马就滋长出来。东方市当时也在拼命搞发展冲业绩，要招商引资要搞城市建设，官员和企业打交道本来是正经工作，可一旦有人把手里的审批权当成私货来卖，正常的工作关系立马就变了味。

很多知情的细节都显示，戚火贵当市委书记那几年，几乎来求他办事的人都得递上好处才能开门。开发商要项目要土地得送钱，下属想调岗想升职也得送钱，身边人都劝他别这么干早晚出事，他自己压根不当回事。他总觉得自己在当地经营这么多年，没人能查到自己头上，殊不知所有暗地的交易全留着痕迹，迟早有暴露的那天。

贪腐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最开始可能就是人送点烟酒土特产，收多了胆子越来越大，后来几十万几百万往家搬都不眨眼。他这十几年收下来的1130多万，全是一笔笔权钱交易攒出来的数字。更鸡贼的是，他所有的收钱行为都披着正常工作的外衣，批地送钱说成是支持招商，调整干部收礼说成是正常人事安排，把权钱交易包装得冠冕堂皇。

戚火贵老婆符荣英的卷入，是这个案子最让人唏嘘的部分。她之前就是个普通护士，初中学历，后来一路进了县国土部门，最后还当上了市级银行支行的负责人。公开资料里没写她每次职务变动的全部细节，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背后少不了戚火贵在背后运作。家属不用直接站在权力前台，天生就适合当藏钱、转钱、打掩护的白手套。

夫妻俩在家也嘀咕过这么多钱藏在家里安不安全，戚火贵仗着自己的身份撑腰，总觉得出不了事。仗着两口子的亲密关系打掩护，很多外人来送钱都直接找到他老婆，外人压根抓不到戚火贵收钱的直接证据。后来查案的时候大家都发现，要是查案只盯着领导本人，不顺着资金流向查家属身边人，很多贪腐的细节根本挖不出来。

他调去省劳改局当局长的时候，外界都传这是要高升的节奏，结果他到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带走调查。很多人当时还纳闷，人都调到省里换了新岗位，之前的旧账怎么还能被翻出来。查案的工作人员说得特别直白，职务调动抹不掉之前做过的事，新岗位也不可能变成违法事实的挡箭牌。

1998年10月戚火贵被正式提起公诉，案子从纪检调查阶段进入了司法审理流程，之前他所有的身份光环、职务影响力，在铁证面前全都一文不值。同年11月法院一审判处他死刑，之后走完全部的死刑复核等法定程序，2001年8月13日戚火贵被依法执行死刑。从被抓到执行走完三年多的流程，全都是严格按着法律规定一步步来，半分都含糊不得。

临刑前他求着想回老家当农民的说法，流传特别广，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时候才追悔莫及，早干嘛去了。从当年基层人人夸的能干干部，到最后人人喊打的巨贪阶下囚，落差大到离谱，根本不是什么命运弄人，全是他自己一步步把公权力当成捞钱工具选出来的结果。

现在回头看这个案子，最核心的教训就是官商之间必须得划清明确的边界。边界一旦松了，土地项目能变成利益输送的暗道，人事任免能变成明码标价的生意，连普通家庭都能变成藏赃的仓库。这案子把权力腐败的整条链条全摊开在明面上，现在回头看都特别有警示意义。

参考资料 检察日报 戚火贵特大受贿案警示录 中国纪检监察报 地方主官贪腐蜕变典型案例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