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方腊那场恶仗打完,当初浩浩荡荡的一百单八将,这时候能喘气的没剩几个,缺胳膊少腿的更是不少。
等到最后去朝廷领赏封官,稀稀拉拉只站了二十七个人。
照常理推断,这一小撮人要么是武功盖世的兵王,要么是运气爆棚的天选之子。
可要是拿着花名册一个个去抠细节,你会发现一件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儿。
这二十七号人里,除了阮小七那股子野劲儿还在,关胜、花荣勉强撑得起将军的门面,剩下的一大帮,很多人能活下来,全靠那点见不得光的“生存智慧”。
咱们单把最后混得最好、善终且做大官的三个家伙拎出来——孙立、朱仝、呼延灼。
这哥仨身上,藏着一套在乱世里保命升官的“黑厚学”。
这话听着扎耳朵,可道理硬邦邦:好人坟头草三尺高,坏蛋却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凭什么?
把他们的升迁路扒开看看,每一级台阶下面,都压着“自己人”的骨头。
先聊聊那位“病尉迟”孙立。
打完方腊,孙立不仅没事,还官复原职,回登州当了武奕郎、都统领,搁现在那就是登州军分区的司令员,相当体面。
乍一看,这是个“迷途知返”的励志剧本:朝廷军官被逼无奈落草,后来戴罪立功,衣锦还乡。
可你要是穿越回当年的登州,翻翻老黄历,就知道孙立这顶官帽,代价重得吓人。
当年他上梁山,对外的说法是被弟媳妇顾大嫂拿着刀架在脖子上逼的。
这借口找得挺圆润,毕竟刀悬头上,不得不反。
但在那个要命的节骨眼上,孙立干了一件跟“被逼无奈”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那时候宋江死磕祝家庄,怎么都打不进去。
孙立这伙人刚来入伙,急着要拿个见面礼表忠心。
怎么破局?
孙立没等别人张嘴,自己就跳出来了。
他撂下这么一句话:“那个栾廷玉,跟我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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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啥我都知道,我会啥他也清楚…
我去做个内应,这事儿准成。”
这话里的信息量,细琢磨极恐。
头一条,栾廷玉是他同门师兄。
在那个讲江湖规矩的年代,同门情义跟亲兄弟也没啥两样。
再一条,他对师兄的底细摸得透透的。
最狠的一条,他打算把这份知根知底的交情,当成杀人的刀。
孙立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跟着大部队硬冲,他一个新来的,猴年马月能出头?
但要是玩阴的,利用师门关系搞个“特洛伊木马”,那就是头功。
至于师兄栾廷玉?
那不过是垫脚石,不是哥们。
结局大伙都清楚,祝家庄破了,栾廷玉死得不明不白。
孙立踩着师兄的尸体,换来了宋江的青睐,最终换回了登州都统领的位子。
这种专门杀熟人的狠劲儿,一般人下不去手,孙立却干得行云流水。
如果说孙立是把师门卖了个干净,那“美髯公”朱仝,就是把职业道德扔在地上踩。
不少人觉得朱仝这人仗义,号称“义释”晁盖、宋江、雷横,江湖上名声好得很。
最后结局也棒,跟着名将刘光世混到了太平军节度使。
但咱们得问一句:朱仝到底是给谁干活的?
他是郓城县的马兵都头,说白了就是刑警大队的一把手,吃的是皇粮,领的是老百姓交的税银。
他该干啥?
抓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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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实际干了啥?
晁盖抢了生辰纲,那是特大抢劫案,他放了;宋江宰了阎婆惜,这是故意杀人案,他放了;雷横打死白秀英,过失致人死亡,他又给放了。
这叫哪门子的“义”?
站在受害者的角度看,这叫渎职,叫包庇,叫警匪勾结。
朱仝心里的账本是这么记的:
抓了晁盖宋江,那是公事,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还得罪江湖朋友;把人放了,那是私情,将来这帮人要是混出头了,自己就多条后路。
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风险投资。
拿公家的法律做顺水人情,最后倒霉的是谁?
是平头老百姓。
就像石碣村阮家兄弟抱怨的那样:现在的官府,动不动就祸害百姓…
先把好人家的猪羊鸡鹅吃光,临走还得要路费。
朱仝这种都头,对着罪犯讲义气,对着百姓耍官威。
最讽刺的一幕是,后来李逵把沧州知府四岁的小儿子给劈了——那可是对他朱仝有大恩的老领导家的独苗。
按理说,这仇不共戴天,见面得拼命吧?
结果呢?
朱仝最后跟李逵“冰释前嫌”,照样称兄道弟。
为啥?
因为那会儿李逵背后站着梁山这棵大树,他惹不起。
在朱仝的脑子里,“义气”是随时能变现的筹码,而“良心”和“职责”,那是随时能丢掉的垃圾。
要是说前两位还得扯一块“江湖义气”的遮羞布,那呼延灼的玩法,就是赤裸裸的“黑吃黑”。
呼延灼是大宋开国名将之后,朝廷对他那是没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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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赏他御马,高俅给他配了最顶级的连环马重装骑兵。
这是把家底都交给他了。
结果呢?
连环马被破,全军覆没,老本赔了个精光。
作为主帅,这时候摆在呼延灼面前就两条道:
一条道:回京请罪。
虽然大概率要掉脑袋,但至少留个忠臣的名声。
另一条道:战死沙场。
这叫以身殉国。
呼延灼哪条都没选。
他琢磨出了第三条路:找关系走后门。
他想到了青州知府慕容彦达。
这慕容知府的亲妹妹是慕容贵妃,枕头风硬得很。
呼延灼单人独骑跑去投奔,指望老相识能拉一把。
慕容知府对他咋样?
那是真的够意思。
听说呼延灼逃命来了,高兴得不行,赶紧上马奔到城头,叫人开城门、放吊桥。
收留一个败军之将,还承诺帮他走贵妃的门路官复原职,这叫雪中送炭。
可呼延灼是怎么报答这份恩情的?
等到梁山大军杀过来,呼延灼被抓(或者是投降)之后,为了在新老板宋江面前纳投名状,他眼皮都没眨就把慕容知府给卖了。
他去诈开城门,领着秦明一帮人杀进去,一棍子把那个刚才还给他开门、想救他命的慕容知府打下马背,送了西天。
这笔买卖做得太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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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延灼用恩人的人头,换了自己在梁山的一把交椅。
后来呼延灼受封御营兵马指挥使,据说最后是跟金兵打仗死的,“为国捐躯”。
但他这个“忠”字,水分大得没法看。
一个既不忠于朝廷(丢了装备不请罪),也不忠于朋友(卖友求荣)的人,最后居然成了抗金英雄,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要是当年金兵真的活捉了呼延灼,按照他一贯的逻辑——“谁腿粗抱谁,谁能保命卖谁”,他会不会磕头投降?
这事儿,恐怕都不用猜。
回过头再看,为啥梁山好汉死得七零八落,偏偏这三个货能活下来,还能混得风生水起?
因为他们活得最“通透”。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没有什么永远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原则,只有冷冰冰的利益算计。
孙立能卖师兄,因为师兄是进体制的敲门砖;
朱仝能卖法律,因为法律是结交黑道的本钱;
呼延灼能卖恩人,因为恩人是洗白身份的筹码。
这种人,不管在哪个朝代,不管在哪个圈子,往往都能混得人模狗样。
但咱们不得不琢磨一句:要是一个时代的赢家全是这种货色,那这世道还有救吗?
要是当官的都像孙立,为了爬上去六亲不认;
要是执法的都像朱仝,拿法律当人情做买卖;
要是当兵的都像呼延灼,拿着国家的武器资敌,转头还要宰恩人。
那大宋朝要是不完蛋,才是真的没天理。
施耐庵写《水浒》,最后让这三个人善终,看着是给了个好下场,其实是在冷冷地抽那个世道的耳光:
在这个大染缸里,真正的忠义汉子(像鲁智深、武松)要么看破红尘走了,要么早早死了。
只有那些嘴上挂着忠义、心里全是生意的“聪明人”,才能活到最后,笑到最后。
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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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是一句老话,分明是一部血淋淋的生存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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