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崔健填词，令王朔着迷，一文封神的他，甘做中国文艺圈第一隐士

01

1957年，阿城八岁。那一年，父亲钟惦棐在《文汇报》上发表《电影的锣鼓》，随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渤海边的劳改农场管厕所。

一家人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出来，搬到一处大杂院里。母亲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还要供姥姥和正在上大学的舅舅，靠卖书维持生计。

那时候，家里连肉都吃不上，偶尔吃一顿，母亲会分成五份，用不同颜色的线拴好，五个孩子各认各的线。穿的呢，一条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穿不老了，姥姥把它撕开，糊成布渣做鞋。

回忆那种落差，阿城更多的感受不是“痛苦”、“屈辱”，而是“奇怪”：

“本来我和别的同学是一样的，突然我变得不一样了。”

阿城年轻时，右边

学校挑学生去长安街欢迎外国领导人，没被点到的人里面，总有阿城。他问老师为什么要一个个念，不直接让自己走，老师说：

“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阿城对这个回答记忆很深，也造成了他最初对人生的定位：

“我习惯没有尊严，你被边缘化，反而使你有了时间。”

边缘化就边缘化，总不至于去死。于是阿城跑去了书店。

那时被淘汰下来的旧书多，什么都有，但他买不起。就站在书架前面看。伙计不管他，也不赶他，拿不到的书，还会帮他拿。他自称启蒙就是在书店里完成的。还有就是琉璃厂。他在那里看玉、看瓷器、看字画、看印章。伙计也喜欢他，什么都愿意教。看书，考古，日后成了阿城一生的喜好。

看书看多了，阿城渐渐能分辨什么东西没意思。

在《学生范文选》的官方作文里，他一眼就认出了某种腔调：

“年轻有一个自觉处，就是学生腔，文艺腔。学生和文艺，都不讨厌，讨厌在套进腔里。当时气盛，认为文章不该这样写。”

此外，旧书店和琉璃厂给了他一种新的学习体系：不依赖学校、不依赖体制、不依赖任何人评价的自我教育系统。

某种程度上，这影响了阿城的一生。

02

1968年，阿城19岁。作为“黑五类子女”，他没资格留在北京。

下乡是唯一的路。

他先去山西雁北，桑干河附近的一个村子。后来转往内蒙古。再后来到了云南，在西双版纳的景洪总场落了脚。他在10分场，一待就是十年。

到了农场，他的身体成了限制。他瘦，干重活吃不消。农场看他读书读得多，是个文化人，让他去教书。10分场有一所农场子弟学校，他在那里语文、数学、英语、美术、体育，赶上什么教什么。

教书之外，他还给人讲书。每天吃过晚饭，小屋就挤满了人。他坐在煤油灯旁边讲《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讲到要紧的地方，故意停住，不往下说了。屋里安静下来，有人把烟递过去，有人拎起茶缸子给他倒水。

估计多年后文艺圈内人人称颂的阿城老师聊天的本事，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

在阿城著名的小说《孩子王》里，就有类似的场景。陈凯歌曾说，那篇小说“是阿城在漫长的十一年云南边疆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大体可以看作是他小小的自传”。想必是阿城化用了不少自身经验。

云南的生活，相对是匮乏的。农场工资二十八块，米饭够，但缺油少肉，经常就是盐水泡饭，加点腌菜。蔬菜也单调，卷心菜、冬瓜、茄子，一两个月都不换。那期间，他开始和老乡学手艺，观察生活细节，农民怎么种地，小贩如何还价。生活本来就枯燥，你只能从这些细节里，寻找滋味。

当时记下来的，多年后变成了《遍地风流》里那些短篇。

枯燥之中，阿城居然还在自己在草房里搭了一套“播音系统”。可以收敌台信号。一个台湾女播音员的声音，他多年后还记得。

1979年，父亲平反，阿城终于获准回家。

那时候，他已年近三十。

03

回京后，阿城被安排到《世界图书》杂志做编辑，经范曾推荐，编辑部破格录用。他的住处，被安排在一个大杂院里，两间小东屋，仅十四平米。

《棋王》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

那纯粹是一次意外。当时在李陀家，几个人围着一桌涮羊肉，阿城讲了一个下棋的故事。李陀、郑万隆、陈建功听完，鼓动他写出来。阿城三四天就写完了，写完基本上没费什么功夫，据说是改都没怎么改。

小说写完，先投《北京文学》。退稿。理由是“写了知青生活的阴暗面”。

《上海文学》拿到了稿子，决定发表，但要求阿城修改不太积极的结尾。

1984年7月，《棋王》在《上海文学》第7期问世。

发表之后，小说迅速引起文坛关注。最早的评论，大多在“知青文学”框架里。1985年3月，汪曾祺在《光明日报》发表《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开篇第一句就把阿城给抬得非常高：

读了阿城的小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写不出来。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增加了一篇新的小说，给小说这个概念带进了一点新的东西。否则，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写，或不写，差不多。

“寻根”的标签，是后来才被“追认”的。1984年底，杭州开了个关于“寻根文学”的讨论会，把《棋王》放到了“文化寻根”的体系里。

实际上，第一个对《棋王》做出反应的，是阿城的父亲。钟惦棐得知儿子发表小说，他给弟子、批评家仲呈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这种文学，不是一阵风能吹跑的。”

后来，《棋王》名声越来越大。一家刊物办笔会，请阿城去。钟惦棐知道后，专门告诫儿子，千万不要成为“文学新贵”。阿城自己其实也没想往文学这条路上深扎，并没有把写小说，当成一生的志向。

但在当时，《棋王》引起的震动太大。阿城的家，最多的时候，一天好几拨人登门索稿，一拨能来好几次。当时阿城写棋王，也是趁着文学热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所谓初心，也没那么高尚，就是想改善生活。

他算过，稿费到手，够买一百多斤冬储菜。

后来，他又跟《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抱怨，说写小说挣钱太辛苦：

“作家就是乞丐。”

04

80年代文化热那会儿，阿城好多精力，都花在了和文艺圈的往来上。

1979年夏天，日后北京798创始人，当时的文青黄锐，找到阿城家，要看看他的画作。看完之后，黄锐说还可以。

几天后，阿城去一个大杂院参加筹备会。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大家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订起来。

那些印好的单页，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今天》杂志。由北岛、芒克联合创办。上面发表的诗作都是《回答》《致橡树》……

帮忙弄完《今天》，他扭头又去参与“星星画展”。

星星画展筹备期间，阿城负责把大家的画翻拍，洗印出来，指望卖掉补贴经费。他还得用三轮车运画，先把参展作品运到黄锐家，再运到展出场地，装裱好。当时最困难的是钉子，冬天家家要装煤炉取暖，钉子售缺。阿城从老窗上使用各种办法拔出一百一十三个钉子，都是历史的见证。

阿城自己也画画。当时作家陈建功需要人给小说《飘逝的花头巾》画插图，李陀推荐阿城。阿城出色完成任务。两人因此熟悉起来。

阿城最初进入北京文艺圈，靠的就是这个：能干活，干得好，不废话。

1984年，芒克因为办《今天》被工厂开除，去医院看大门，一天给一块钱。阿城找到他，说一起办公司。公司叫“东方造型艺术中心”，成员就是：阿城、芒克、栗宪庭。阿城当经理，在北海公园办展，展了没两天就被查封了。

阿城甚至还帮崔健写过东西。

1986年，他写了歌词《江水号子》。崔健把这首词谱了曲。这首歌一直到2005年才被收进崔健的专辑，改名叫《城市船夫》。

80年代最文艺的年代，阿城就是如此巧妙穿梭在各个文艺领域。

05

1985年到1986年间，阿城去了两次美国。

第一次是受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第二次再去，他就留下了。

留下来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说在美国那边，人情不管用了，你不必认识谁，肯干活就能活，比在北京舒服。最开始，他住过房车，刷过墙，也送外卖。体面不体面什么的，他不在乎。别人问你干嘛不做脑力活动，阿城说，白天干体力活，属于脑力的活动，要留到晚上做。

阿城会木工，一个人能打全套结婚家具，能修难度极高的明式家具。靠着做木工赚来的钱，他做过一次全国旅行。

比木工更离谱的是，他居然还能手工攒车。去废车场弄辆破烂大众，买一本同型号的原厂手册，照着单子买配件，拆旧换新，最后自己喷漆。一辆车的本钱两三千，经他的手一修，出手能卖两万以上。他亲手组装了六七部，最后一部是红色敞篷，有人开价十四万美金，他没舍得卖。

王朔去美国时，见过那辆车，直接给看傻了。

他甚至还教过人家弹钢琴，都不知道跟谁学的。

正如《棋王》里书写，这些都是生计，生计之外，还是个人的热爱。

“写作一定要用母语。我基本每天都在写，有时一两个小时，有时七八个小时。写作是工艺，像绘画一样，长期不写，手就不听话了。”

王朔在文章里专门写过阿城。1997年，王老师遭遇软封杀，扭头去美国溜达，住洛杉矶，没事儿就去阿城那里“听课”。他说阿城聊起天来，天南地北，什么偏门都知道，天天讲，不带重样的。王朔评价是：

“北京每几十年就要出这样一个人精。”

2000年以后，阿城在美国也腻了，回国，住回龙观一个青砖院子里。

屋里的陈设，很符合他“手艺人”的底色：一架老式踏板织机、几台LP唱机摊在桌上，还有书、画册、唱片、收来的旧物。院子里堆着他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种子。他当时计划盖大棚，一半做石版画工作室，一半撒种。

虽然被圈内人称为“大仙”一样的存在，小说也总是被推向高位，可是阿城在这方面极淡，国外写的东西电脑丢了，也就算了。多少年里，他写了很多东西并不拿出来。后来《阿城文集》出版，出版界视为大事，他却拒绝所有采访。

长期以来，他几乎拒绝了所有颁奖典礼和文学活动。

唯一一次在上海书展露面，“不发一言，全程黑脸”，上了新闻头条。新作《洛书河图》接连获了三个奖，三次都是责编替他去领的。

但另一方面，一旦领了什么活儿，阿城干得比谁都投入，妥妥的匠人精神。

其实很多影视剧，都有他在幕后指点。

06

阿城参与影视项目的方式，和“编剧”不一样。

说是编剧，实际上，做的事情比编剧复杂，也更加专业。

参与田壮壮的《吴清源》时，他和田壮壮一起去日本见了吴清源本人，带回来一百多万字的日文参考材料。翻译花了近一年时间。然后阿城梳理出一个清晰的吴清源年表。关于吴清源从出生到每一盘棋能找到的文字，无论是别人的评价，还是自己写的散文，全部当成宝贝一样，按照年月日排得清清楚楚。

还有帮田导做《小城之春》的剧本时，交稿后没有停手。田壮壮在苏州东山镇看中了一处明末官邸，要把它变成“大户人家落魄样”，阿城就从编剧转岗做了木匠，打家具，翻修宅子。还做道具师，在苏杭等连买带租，凑了几百件古董。挂画、装裱，都要按旧时文人的规矩来，布景搭建，全是他一个人。

参与张建亚的《贞观之治》，他更是耗尽了心力。那是2003年春天，有人找他谈这部戏，先给他看了两版剧本，阿城都不满意，觉得写成了流行的帝王剧。于是他拿《资治通鉴》和《旧唐书》为底料，用“编年体”的方式写剧本。

这部剧后来被称为“可以成为贞观盛世的历史教科书”。

阿城自己呢？还是不满意，说是失败之作。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不停写废话，二是没用集中的笔墨写人物。他甚至在中途把投资方给的钱退了回去：

“因为我做得不好，我要是再参与下去，就把这么大的投资耽误了。”

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他也有参与。不过不是故事层面，而是故事的精神和逻辑。每次讲到酣畅处，就老是给侯孝贤“挑刺”，告诉他哪些镜头应该如何去拍，如何用画面来构建人物的精神。编剧会上，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和当年在乡下给大家讲故事一样，侯孝贤听着听着就入迷了。

不过，阿城晚年最投入的领域，其实和文学、影视关系不大。

上世纪在云南插队时，他从苗族服饰和背扇的纹样上，发现一些图案，和他小时候从父亲朋友那里接触到的上古文明系统相似。几十年后，他把这个发现写成了《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他的核心判断是：

苗族服饰图案直接传承自新石器时代，是罕见的上古文明活化石。在秦以后就已经消失的河图洛书造型，原样保存在了苗绣里。

2024年，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不到一个月，阿城就强忍身体不适，做了一场近四个小时的口述，讲的就是苗绣和上古文明的关联。

几十年来，阿城写作、绘画、攒车、做木匠，给电影做顾问，再到研究苗绣。似乎在他的眼里，这些活计，文艺也好，苦力也罢，并无高下之分。

阿城有句话，可以看作他做这些的解释：

“人生在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商业竞争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妨有胆量闲一闲。”

他“闲”的方式，就是把时间花在那些别人看来“无用”的事情上。阿城并不是在“避世”。他只是在一个喧嚣时代里，一边靠手艺赚钱，一边低头去做自己心里最愿意做的事，而不问时代的潮流，不去赶世俗的风口。

拿他当年在《棋王》里写的最著名的话说就是：

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阿城终其一生，大概就是想做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