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律师：如何处理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适用关系？

商业秘密律师：如何处理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适用关系？

不具备独创性的软著作品可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限保护

阅读提示：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须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市场竞争行为作为调整对象，规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仿冒、混淆等行为。传统上，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适用冲突情形有限，主要集中于作品名称的保护。

但由于软件兼具功能性与实用性，商业化程度普遍较高，竞争者对界面交互、参数体系、数据格式等的模仿，常同时触发著作权权侵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二者法律适用冲突案件不断增加。

在软著诉讼中，如何厘清著作权专有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期，李营营律师团队结合多年办理软件著作权案件的实务经验，并借由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审结的一则二审典型案例，与大家探讨在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法院如何界定著作权侵权与反不正当竞争的适用关系。

裁判要旨：

在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若原告就同一侵权行为，同时主张适用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法院将优先审查著作权法主张，侵权成立的，可不再审理反不正当竞争法问题。若侵权不成立，被诉行为又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规制的，应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进一步审理。

案情简介：

1.原告成都盛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盛某公司）系普某标准金融数据平台软件（简称案涉权利软件）V3.0等版本的著作权人，持有相应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被告联某征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某公司）是辨险识财平台（简称被诉侵权软件）V1.0.5等版本的著作权人。原告盛某公司与被告联某公司曾签订《数据销售协议》，服务期限从2020年2月10日至2021年2月9日。

3.2021年9月17日，原告盛某公司发现被告联某公司提供的银行理财类服务与原告盛某公司的权利软件具有较高相似度，诉至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被告陈某停止侵权、赔偿损失306.3万元、赔礼道歉。

4.一审中，原告盛某公司即主张优先适用著作权法，备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被告联某公司抗辩被诉侵权软件市场价格显著高于案涉权利软件，并非不正当竞争行为。

5.2022年6月20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被告联某公司的被诉行为并未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原告盛某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6.2024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原判决。

案件争议焦点：

软著维权，如何处理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适用关系？

法院裁判观点：

对于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适用关系，本案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认定存在不同：

一、一审法院认为同一行为在软著部分已被认定不构成侵权的，不再适用反法第二条进行规制。

关于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适用关系，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盛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 年修正，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主张权利，因此，首先应当对是否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进行评判。该法律条款规定了市场竞争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以及经营者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

因此，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法律尚未对此种竞争行为作出特别规定，法律已经通过特别规定作出穷尽式列举的行为方式不宜再适用一般规定；该竞争行为因违反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因该竞争行为受到了实际损害。

盛某公司主张联某公司的被诉侵权软件大面积模仿盛某公司的案涉权利软件；联某公司对金融数据进行选择、组织、模仿，损害了盛某公司的竞争利益；联某公司的行为违反诚信和商业道德进行模仿和抄袭。

结合盛某公司的主张，被诉侵权软件大面积模仿案涉权利软件的问题，属于涉及软件著作权的部分，一审法院已经评析，故对软件著作权保护范围的问题不应再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制范畴。”

二、最高法院认为同一行为未被认定软著侵权、又不属于反法第二章中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当适用反法第二条进行评析。

关于原告主张的备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盛某公司主张被诉侵权软件大面积模仿案涉权利软件以及联某公司对盛某公司金融数据进行选择、组织、模仿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

关于被诉侵权软件涉及模仿案涉权利软件的行为，盛某公司主张该行为既侵害了其著作权，也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仅暂就诉讼行为（不涉及实体判断）而言，盛某公司以上述递补方式提出诉讼主张，并无不当。

基于盛某公司的诉讼主张，人民法院应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先审理涉及著作权侵权的争议焦点，在侵权成立的情况下可不再审理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内容；如果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未对有关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则需进一步审理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进而认定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

前已述及，联某公司的被诉侵权软件中的数据字段、版式设计尚未达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高度，联某公司被诉模仿案涉权利软件的行为亦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故本案有必要进一步审查联某公司模仿案涉权利软件的被诉行为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之规定。

故应对联某公司模仿案涉权利软件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作出判断，即该行为是否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原判决。

案例来源：

《成都某某科技有限公司、某某信用征信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2171号]。

实战指南：

一、同一知产侵权行为同时违反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属于典型的请求权竞合情形，原告可就同一侵权行为同时主张违反两法。

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同一行为同时构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违反反法原则性条款，一审法院就被告是否构成著作侵权进行审查后，未就不正当竞争部分做进一步认定；二审法院则就反法部分做出进一步评析。

知产复合侵权行为实践中十分常见，但法院处理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实践中，多数法院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具体知识产权侵权后，不再就同一行为适用反法进行评价，认为属于重复评价；也有法院分别审查，认定同一行为同时侵害具体知识产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或按照先具体知识产权法、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顺序进行审查。

尤其是在具体知识产权法不能充分评价被诉行为时，仍有适用反法一般条款进行补充审查的空间。需要明确的是，无论采取何种审查方式，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均应避免对同一损失重复计算。

当然，为减少不同法院审理思路带来的不确定性，权利人也可以在起诉时明确做好拆分，采取主位、备位诉讼请求的方式。例如，将著作权侵权之诉作为主位诉讼请求，将不正当竞争之诉作为备位诉讼请求。

明确：如法院认定主位请求不成立，再对备位请求继续审理。采用此种方式时，应在起诉状中写明诉请的具体内容、审理顺位及条件。是否准许按备位方式审理，则由法院依法决定。该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不同法律评价路径，为当事人提供双重保障。

二、软件厂商向竞争企业提供数据库调用服务，应完整记录接口调用日志，监测敏感数据调用过程。数据服务合同终止后，应完善合同终止条款，明确调用数据的清理机制。

本案中，原告向同行业其他企业提供核心数据库调用服务，虽部署了接口调用监测机制，但未对调用所涉数据的类型、字段及具体内容作明确记录，致使其在诉讼中难以通过证据组织还原数据访问事实，造成关键事实的举证不能，这是原告败诉的主要原因。数据除作为信息载体外，已构成数字经济下的关键生产要素，企业得以依托数据库资源研发具备更高商业价值的软件产品。

因此，软件厂商对外提供数据库调用服务时，应围绕合作方准入、数据服务合同签订、接口接入、调用行为监测及合作终止退出等环节，建立全流程商业与法律风险排查机制，防范数据泄露及反向篡改等风险。

此外，数据服务合同终止时，双方善后义务须予明确，数据提供方应在合同中设定合理的善后处理期，要求接收方在该期限内停止访问、删除全部源数据及其备份，并就衍生数据权属、删除核验机制与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

李营营律师团队专业介绍：

• 李营营律师团队长期专注于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及企业技术保护领域的争议解决与专项合规服务，能够围绕技术成果从形成、确权、使用、许可到维权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法律支持。团队服务事项涵盖技术秘密、经营秘密侵权，员工及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带走资料，竞业限制与人才争夺，软件著作权确权及侵权诉讼，源代码、目标程序、数据库结构和接口调用比对，开源软件合规，技术合作、委托开发、许可实施及成果归属争议。团队注重法律与技术事实的交叉验证，可结合代码仓库、研发文档、版本记录、编译部署信息、服务器日志、邮件及即时通信、访问权限和下载记录，设计电子数据取证、证据保全、行为保全及司法鉴定方案；针对鉴定意见，能够从检材来源、提取过程、哈希校验、版本对应、非公知性、同一性、实质性相似及因果关系等方面开展审查和质证。除诉讼案件外，团队还可协助科技企业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秘密保护体系，完善保密制度、涉密载体管理、员工入职在职离职流程、合作伙伴权限控制、研发及代码管理、开源组件审计和技术合同机制，并结合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响应。团队坚持以权利基础、技术载体、接触路径、使用行为、损害结果和责任主体为主线构建证据体系，根据委托人的诉讼地位制定权利稳定性论证、侵权链条证明、技术抗辩、损害赔偿计算及谈判解决方案，努力将专业法律服务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