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日剧把中国人拍成施暴者，设计中方人员对日本情报人员切指、刺穿腹部情节，为何娱乐化包装的敌意更危险？

先说判断：一部谍战剧让中国背景的组织充当反派，不等于日本社会对中国“宣战”，也不能因此自动给作品扣上“辱华”帽子。该追问的是，这部剧怎样分配残忍、正义与观众的快感。

当现实国家的名字、民族符号和极端暴力被捆在一起，中国角色负责施虐，日本秘密部队负责拯救，音乐、剪辑和明星魅力又不断提醒观众应该站在哪一边时，作品输出的就不只是一段虚构冒险。它在悄悄训练一种观看习惯：中国是威胁，日本越过法律边界的行动则是不得已的正义。

这才是“娱乐化包装的敌意”比口号更难处理的地方。口号会让人戒备，故事却先让人投入。

先把事实说准，批评才站得住

争议作品是TBS电视剧《VIVANT》第二季。10月4日播出的第19集，开场罕见提示含有暴力描写。被“Xinxi”拘押的“别班”成员和田贡，此前已被切去两根手指，这一集又失去其余手指，随后遭刀刺腹部、胸部。下一集则进入日本一方潜入据点、营救同伴的动作戏。

第二季首集关东地区家庭收视率为18.8%，第19集仍有15.4%。日本《东洋经济》注意到，无线电视黄金档把现实国家直接设为敌方并不常见；第一季面对的“帐篷”还是虚构组织，第二季却把中国拉到镜头中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14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自己录下了《VIVANT》，希望年末年初补看，同时说目前一集也没看。因此，“首相点名想看”属实，说她已为具体剧情背书则没有根据。

截至10月25日，第二季尚未收官，后续出现立场反转并非不可能。但“还没演完”不能取消已经播出的视觉效果。手指、鲜血和营救者的英雄姿态，早已进入观众记忆。

宣传要求你相信，娱乐只需要你喜欢

政治宣传通常会先亮明目的。受众知道对方在劝服自己，会本能地质疑甚至逆反。娱乐作品的入口不同。观众打开电视是为了追悬念、看明星、猜内鬼，并没有准备参加中日安全关系的辩论。

“叙事说服”研究并不支持“看一部剧就会被洗脑”的粗暴结论，效果会受既有立场和现实经验影响。但一项汇集57篇论文、两万多名受试者的元分析发现，叙事娱乐平均能够推动与作品信息一致的态度、信念、意图，甚至行为变化；另有实验发现，人会把虚构故事中的错误推断带入长期记忆。

观众多半不会真以为存在一个名叫“Xinxi”的组织。更可能留下的是模糊的情绪：他们残忍，我们受害；他们不讲规则，我们只能用非常手段。剧情细节会被忘掉，这个关系模板却可能留下。

最隐蔽的动作，是给越界暴力发许可证

《VIVANT》的中心并非普通警察，而是设定为自卫队直属、又不被公开承认的秘密组织“别班”。它在海外行动、渗透、杀戮，却因承担“保卫日本”的任务而享有主角光环。

中国角色的酷刑还有一个叙事功能：为主角接下来的越界行动预先免罪。敌人越野蛮，秘密部队的行为越显得必要；反派越没有人性，观众越不会追问英雄是否守法。作品更有力的意识形态操作，是把不受监督的日本国家暴力拍得英俊、悲壮、值得信赖。

文艺作品未必听命于政府，但它会提供政治想象。今天观众为“别班”鼓掌，明天听到扩张情报权、扩大海外行动范围时，那些抽象的权力，已经有了一张熟悉而正义的脸。

历史倒置，不只在于酷刑动作相似

央视把切指、刺腹与侵华日军对抗日志士使用的酷刑联系起来，这种愤怒有真实来源。公开档案记录了日军、宪兵和警察夹断抗日志士手指、向指甲刺入异物等酷刑。对中国观众来说，这不是可随手替换的类型片素材。

不过，我不赞成把“动作相似”直接当成主创故意移植历史罪行的铁证。酷刑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更扎实的批评应当指向叙事的不对称：真实存在过的日本加害史被撤出画面，现代中国角色承担最具冲击力的残暴，日本秘密部队则占据受害者和救援者的位置。历史没有被正面否认，却在情绪上完成了重新分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们也拍过抗日神剧”不是有效反驳。中国作品把日本兵脸谱化、把杀戮做成笑料，同样会把现实中的日本人推向历史罪犯的替身，理应批评。两者又不能简单画等号，因为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位置并不对称。承认历史差异，不等于给当代的民族仇恨发通行证；反对日本作品丑化中国，也不等于为中国的粗劣仇日叙事开脱。

它落在了一块已经很干的草地上

日本内阁府2025年外交舆论调查显示，83.5%的受访者对中国“没有亲近感”。这不意味着八成日本人都会敌视身边的中国人，却说明负面叙事不愁土壤。多数普通人缺少长期的跨国交往，对另一个社会的认识很大程度来自新闻、短视频和文艺作品。

黄金档高收视剧反复提供“残酷中国组织”的画面，更像给既有印象加固，而非从零制造偏见。日本国内也有警惕声音。《东洋经济》质疑直接把中国设为敌方的风险；BPO相关委员会讨论过该剧的暴力与拷问描写，虽未作正式结论，已有委员要求改善。

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饰演施暴者周浩然的演员Rinrin公开了观众发来的辱骂私信，有人让他“别再上电视”。连演员与角色都有人分不清，要求所有观众精确区分虚构组织、国家政权、民族和身边个体，显然过于乐观。

算法会把一部剧拆成两国的燃料

现在，切指、刺腹、枪战会被剪成十几秒片段，离开前因后果，在不同平台重新配字幕。日本民族主义者看到“中国威胁”，中国民族主义者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双方各挑出最刺眼的一帧，证明自己早就看穿了邻国。

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安全困境。一方越强调自卫，另一方越感到威胁；另一方越愤怒反击，前者越确信敌意真实存在。娱乐产品并不需要说服所有人，它只要为原有成见提供更鲜活、更容易转发的素材，就完成了放大。

真正有效的回应，不是禁播和对骂

批评这部剧，不等于要求影视作品只能塑造“友好中国人”。反派当然可以是中国人，问题是他有没有具体动机、内部差异和作为人的复杂性；日方秘密组织的违法行为，是否也受到同等强度的道德审视。

暴力提示只能告诉家长“画面很血腥”，不能回答民族偏见问题。制作方应引入熟悉中国社会的编剧顾问，让中国角色不只是口音、制服和酷刑的集合；让“别班”的越界付出法律与伦理代价；使用现实国家时，说明创作依据与虚构边界。TBS自己的放送基准写着要促进国际相互理解。创作当然可以有冲突，问题是别靠人群标签偷懒。

中国舆论场也不应把演员、普通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绑在一起，更不要用二手剪辑替代完整文本。更有效的反击，是拿出史料、翻译和更好的作品，把被抹平的人重新写成人。

一部电视剧不会制造战争，但许多作品、新闻和短视频若长期朝同一方向用力，会缩窄公众的道德想象。邻国居民不再是会生活、会犹豫、会反对本国政策的人，只剩下等待被击败的符号。

口号式敌意让人听见警报，娱乐化敌意却让人在鼓掌时忘了警报为何响起。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成熟，要看冲突最能卖钱的时候，它是否仍有能力把对方写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