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AI电影进院线：一次“手搓”出来的投石问路

10月下旬，北京党史馆中影影城CINITY巨幕厅的首映礼上，出现了一个中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画面：主创团队站在台上，台下坐着观众、媒体、影评人，唯独没有“演员”。

“第一次参加没有演员的首映，有点尴尬。”著名影评人谭飞在台下半开玩笑地说出这句。

站在台上的，是博纳影业行政总裁蒋德富，知名制片人、博纳影业AIGMS制作中心负责人曲吉小江。他们身后大银幕上播放的，是这部名为《三星堆：未来往事》的100分钟院线长片。

这是国内第一部拿到公映许可证，全程依托AI参与制作，在商业院线正式公映的电影长片。片中所有人物都是全新设计的数字形象，没有借用任何一位真人演员。

没有群星站台，没有大规模宣发投放，蒋德富甚至主动替它降温，“这是第一部AI电影，要诚实一点。任何观影反馈我们都虚心接受。”

10月23日，《三星堆：未来往事》登陆全国院线。首日排片占比2.9%，票房31.7万元。截至10月25日晚，累计票房约118万元。而它的制作成本是千万级。

类似的场景，蒋德富在二十多年前经历过，那时候，正是中国电影从胶片转型到数字时代。这一次，蒋德富依旧很坦率：“在我们做得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已经有观众走进影院了。只要有人看，那就是对行业创新的鼓励和肯定。”

资本市场对“AI影视工业化”的兴奋，与影院平淡的票房和上座率形成反差，这正是理解“中国首部AI院线电影”的起点。

一部“手搓”出来的AI院线电影

要理解《三星堆：未来往事》，首先得先了解，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2022年，四川有关方面向博纳发出邀约，希望用电影的方式把“三星堆”文化传播出去，毕竟全国乃至全球有太多人去不了广汉，去不了三星堆博物馆。

这是一个宏大到让人“诚惶诚恐”的题材。蒋德富则算了笔账，要真人实拍这样一个还原古蜀文化和历史题材的电影，“没有三个亿是下不来的”。

对于影视公司来说，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实现，难的从来不是“拍什么”，而是有没有人敢投。这期间的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处在一个“没有人再敢轻易投钱”的周期里。资本泡沫退去之后，行业比较被动。

关键时刻，AI出现了。2023年，博纳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上甘岭》时，看到了AI之于影视产业的无限潜力，用AI完成了部分急用的美术场景和概念图。

2024年初，OpenAI发布Sora的demo的时候，画面直冲电影质感，她预判，“这个事情应该会很快”，于是“一点都没犹豫地”开启了利用AI制作影视作品的尝试。

而蒋德富的说法，似乎更接近这部作品真实的出发点。

因为想要实现三星堆题材的作品，利用真人实拍，起码得有外景，也不能全用特技特效镜头。外景、演员、大量CG……算下来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而且，拍完之后观众买不买账？他们拿不准。

AI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传统实景拍摄效果，图片来源：《三星堆：未来往事》官方剧照

他们先决定拿这个题材做一部短剧试试。2024年，AI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在抖音拿到了两个亿的点击量，电影项目被提上日程。

这个决策本身是符合电影工业规律的。用低成本验证题材，用验证过的题材撬动更大的投入。但问题在于，短剧能看，和进院线看，首先在制片标准上就隔着鸿沟。

“本来想是跟着技术跑着看，结果变成领跑了。”蒋德富这样形容那种处境，“前面没有人，我跑出第一步了，也不能停，就继续跑。”

在蒋德富看来，这段历程格外磨人。

困难的第一层，来自大模型技术本身的不可预测。模型的进步，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制片方永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冒出一个更惊艳的模型，把前几个月的心血比下去。对一个处在制作周期的电影来说，AI的“进步”像是一种诅咒，被卡在了一个“永远还能更好”的技术上升通道里。

博纳AI团队后来给这件事定了调：必须有一个时间节点，“尽量少留遗憾，但要符合电影局的审查标准”。否则，就只能傻等大模型俩月一更新，永远做不完，永远觉得它会更好，那这部电影永远不可能面世。

另一个困难，是视频模型的一致性问题，这是所有AI视频现在都绕不开的核心。同一个角色，前五分钟是这个长相，镜头一换可能就变了；同一个场景，光源下面部肌理前后不一致。在手机上将就能看，到了大银幕缺陷会被无限放大。

图片来源：《三星堆：未来往事》官方剧照

他们解决一致性的办法，朴素到近乎原始，“我们就逐帧手搓，这其实是个‘手搓’的AI电影”。所谓的“AI一键生成”，在影院工业级交付面前根本不存在。

数字可以说明这种“手搓”到什么了程度。《三星堆：未来往事》100分钟，约2000个镜头，累计产出了超过120万张底图，成废比接近600：1。

为了一个能用的镜头，团队往往要生成、筛掉成百上千个。最累的时候，一天也就做一个镜头，跟传统拍电影没有区别。

成本的账，也和外界想象的“AI等于省钱”的逻辑完全不同。AI省下的是实景、群演、海量CG的钱，却把成本重新压回了“人”这一端。

团队近百人，是一个标准的电影剧组的配置。还必须重新招人、培训，摸索出了一些在传统剧组里根本不存在的新岗位，包括“一致性校验”（专门盯着角色不能前后变脸）、数字角色选角（跟真人选角不是一回事）等。

当模型公司开始进片场

从成片的质感来看，《三星堆：未来往事》的人物一致性在AI长片中属于可接受水平。

在影院放映海报上，生数科技Vidu被列为“首席技术支持”。从蒋德富和曲吉小江的体验中可以感知，模型公司这一次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提供API接口那么简单。

蒋德富说：“生数科技给我们很多支撑，不仅在算力上有支持，在视频生成上也给予很多技术的指导。”

他还补了一句：“以后拍一个电影，身后应该有个大模型公司、有个视频生成公司在支撑。”

博纳影业行政总裁蒋德富

剧组早期的工作流是用图片去控制模型的幻觉和一致性问题，比如说，用ComfyUI搭训练集，而在那个阶段，只要卡够，token消耗也没有那么高。但随着生成时长和复杂度上升，算力消耗的结构变了。在这个过程中，生数科技提供的不仅是算力，还有针对电影级需求的专项支持。

通用视频模型的设计目标是生成“好看的短视频”，而电影需要的是可衔接、可控制、可复现的镜头语言。两者之间的差距，靠电影团队单方面“抽卡”是填不平的。

从生数科技那里了解到，他们为剧组建立了底层技术引擎的服务团队，专项定点解决技术难题。双方协同完成从分镜、画面到视频生成的制作，搭建起电影AI工业化制作的底层架构。

技术只能承担画面生成与执行，而故事创意、剧本、镜头设计及审美判断仍由人类创作团队完成。更为关键的是，人物稳定性、镜头连贯性及大银幕放映画面精度仍需大量人工调整。生数科技的存在，让模型层有了一个可以响应电影级需求的接口。

模型公司从单纯的工具供应商，似乎变成“联合制片方”，这不仅改变了电影工业的制作流程，也改变了制片人的角色和成本结构。

以前，技术层面的问题不需要制片人操心，哪怕硬盘坏了，也不必过分担忧。而现在，显卡是成了很重要的生产资料。显卡不仅是核心生产要素，里面装着这部电影最核心数据，而且一路涨价，既贵，又难买。

在蒋德富看来，传统剧组“好管”，哪怕再大型的项目，导演管主创，制片主任管其他，“你只要钱到位，他就能天天在拍”。AI剧组的不稳定性极强，“你想要的它给不到，它给你的你可能觉得还不好。”

有意思的是，他们对“超级个体”和OPC之于院线电影的未来，一致持否定态度。

短剧可以靠个人手搓，但是到大银幕上基本没法看。而AI制片对每个个体的要求度更广了，AI剧组里每个人都得是导演，因为每个人会负责一定的AI内容的板块，如果没有导演思维，团队前后交接的时候，衔接不到一起。

制片人的判断与市面上流行的“AI让一个人拍电影成为可能”的叙事形成了微妙的对冲。

蒋德富说，AI生成不了知名导演在现场的那一句“有了”“这条过了”，也生成不了“一个眼神背后的故事”。

“这可不是说模型公司能训练出来的。导演对电影的感觉，他想要的可能是一种情感的流露，可能是一种微表情，可能是希望观众在这里能够发现眼神背后的故事。”蒋德富说。

成本与票房：叙事的问题，技术治不了

在被问到“AI电影最大的预算风险来自哪里”时，曲吉小江给出了坦率的回答：“对叙事不太确定。”

博纳影业AIGMS制作中心负责人曲吉小江

剧本能展现一定的样貌，但真成了片以后，更多的问题会出现，节奏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让观众为此买票。

技术团队把力气花在了最难的地方，并且确实做出了肉眼可见的进步。但电影不是技术demo秀，多数观众买票进影院，最终看的是故事、人物、情感，是那套已经运转了一百多年的叙事语法。

千万元的制作成本，这个数字在院线电影成本项中不算高，但在AI影视项目中，算得上是一个天花板级别。

蒋德富反复说，“这是一次投石问路”，关键的意义不在于它挣多少票房，更在于这套新的技术拉通之后，如果跑通了，后续就知道如何让新技术给电影产业赋能。

“跑通了制作过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至于票房，我们不太去计算这个事儿，我们不跟市场较劲，不跟观众去较劲。你非让观众看，你非让市场给你排片，我觉得没有意义。但是我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他说。

“跑通”这个词，科技公司喜欢用，而在这里的确切的含义是，从立项、制作、审查、定档、发行到与上映，第一次被完整走了一遍。

电影是去年9月送审，蒋德富说，最开始都没想到能顺利过审。

有人对蒋德富说，“你们在CINITY这么大的银幕上放，胆也够大的”，他的回应是：“你要坦诚地亮给大家看底牌，你不能骗观众，对吧？一定要找到最好的放映质量的场所去放你的片子，把缺点暴露出来。”

蒋德富内心很清楚，AI制作与真人和实景拍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市场号召力也不同。在前期，他们没有过高投入的宣发，在定价上，他特别希望影院不要卖得太高，在与院线分账比例上，也大幅调低了自己的比例。

这部电影的结算票价是20元，而北京场次普遍在30元-50元之间，个别影厅甚至过百。

票价最终是影院来决定的，片方无法掌控，因为这涉及到单个影院的场租，水电费、人工等运营成本。但蒋德富呼吁院线，尽量降低一点票价，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影院，会有更多的市场反馈。

至于观众的反馈……目前看到有意思的评价是，如果是在流媒体平台免费观看，可能会成为传奇，但付费观看，现阶段不会接受。也有观众给出了折中的判断：“如果你能买到30元以下的票，还是可以去看看的。”

这让《三星堆：未来往事》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它不够好到让人忽略票价，也不够差到毫无观看价值。第一部作品有技术里程碑意义，而多数观众目前没有为里程碑买单。

结语：这件事也曾发生过

首周末票房的低迷，只能说明市场对“AI电影”这个概念有热情，但不多。

蒋德富总时不时回想起，20多年前，他在中影推广数字电影时，亲历了中国第一部数字电影《天上草原》（2002）进院线，以豆瓣800多条评价来看，这部电影大概没有多少人看过。

“那时候，我们要推广数字设备，要把机器安到影院，好多影院不装，说'我不装，我不弄，我就放胶片'。”院线经理反复说，数字什么时候来再说，反正我现在不放。

当时一台数字放映机售价200万元，体积庞大，很多影院嫌麻烦。蒋德富的应对方式是，不跟趋势较劲，但也不假装趋势会解决所有问题。这家不放，就换下一家谈。然后，他们跟人谈技术、跟人谈未来。

《天上草原》正式进入院线放映时，他对进场观众说的话是：“这是第一部数字电影，能有人买票进了，我就感谢你们了。”

二十四年后，AI电影来了。他说：“我看到现场那么多观众，就有点惊讶，他们能来，能够给一些认可，已经足够了，真的很好了。”

按制作团队的说法，《三星堆：未来往事》的经历是孤本，只有这部AI电影有这个经历，因为它是从“完全不行”到”完全行”。

这种姿态背后，是从胶片到数字、从数字到AI一路走过来的从业者才有的判断：技术过渡期的狼狈是常态，重要的是别在过渡期里假装已经完美。新技术不会因为它是新的就被接受，至少对于百年电影产业来说，它得先证明自己真的能讲好一个故事。

无论这部电影最终票房定格在哪个数字，它也已经把“AI到底能不能拍一部进院线卖票的电影”这个问题，从PPT和短视频里，第一次搬上了中国的大银幕，交给真实的观众和现实的票房去检验。

在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一群人用两年时间“死磕”一件事，他们的选择、挣扎、判断与误判，本身可能比票房更值得被记录。（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文｜LccBe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