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如果把中国革命的历程铺展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之上，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始终发人深省：为什么红军从南方根据地出发的战略转移，最终将革命的大本营锚定在了陕北？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究竟只是一次绝境中的求生退却，还是一场彻底改写中国革命地理格局的战略破局？
10月1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主持人何婕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军控中心研究员洪源展开对话，从地缘战略的视角拆解了这一历史转折的深层逻辑，让我们看到地理格局之变，如何为中国革命注入了决定命运的势能。
在张维为教授看来，陕北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它恰好站在了民族抗战的最前沿。长征之前，南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是应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革命的叙事围绕着土地革命与国内战争展开。而当红军落脚陕北，地缘格局瞬间发生了本质变化——隔着一道太行山，东面就是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华北大地。这意味着中国革命的主力从此前的内战腹地，直接挺进到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革命的主题也顺势转向了全民族抗战。
张维为教授表示，《在太行山上》那句“敌人在哪里，我们就要让它灭亡”，正是这种战略转向最生动的注脚。与此同时，陕北的地缘位置自带“可进可退”的战略弹性：向东可随时挺进华北平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向西向北则有黄土高原与山脉作为天然屏障，拥有充足的战略缓冲空间。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条件，为八路军开展大规模游击战提供了绝佳的依托。
洪源则把视线拉回两千多年前，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印证了西北高地的战略价值。他以秦国的崛起为例：秦王的祖先最初发源于甘南礼县一带，为周天子养马，在山峦密布的高原地带，唯有礼县拥有开阔的平地，以此为起点，秦人逐步东进至陕西关中，据守潼关高地，最终以居高临下之势横扫东南六国，完成统一大业。
在洪源看来，红军落脚陕北，与当年秦国的地缘态势有着深刻的暗合之处：占据西北高原，就拥有了地理上的势能，而这种势能最终会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自古作战讲究“高打低”，占领高地是永恒的军事法则，从古代的地形攻防到现代战争的三维空间，从直升机、战略轰炸机到太空卫星，对“高地”的争夺始终是战争的核心逻辑。红军扎根西北高地，本质上是为中国革命抢占了地缘战略的制高点。
讨论中，张维为教授进一步延伸了战略腹地的话题。他提到，历史上秦国统一天下，始终离不开川蜀地区作为后方腹地的支撑；而直到今天的“十五五”规划中，四川依然被定位为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军工科技、产业备份的关键功能。这背后，正是中国西北与西南地缘一体的底层逻辑。
何婕也补充道，甘南、陕北、四川在地理上本就连成一片：从陕西向南越过剑门关便可进入四川盆地，虽有“蜀道难”的阻隔，地缘上却属于同一个战略单元。这种西北与西南联动的地理结构，让陕北的革命大本营不再是孤立的前沿据点，而是背靠广阔西南腹地的战略枢纽。红军落脚陕北，实际上打通了西北—西南的战略大通道，为中国革命构建了进可直面外敌、退可深耕腹地的纵深格局。
何婕在节目中总结道，这场从南到北的战略转移，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彻底重塑了中国革命的空间格局。此前革命的火种主要集中在南方各省，影响力局限于局部区域；而红军北上之后，革命的火种迅速在北方大地铺开，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革命的力量从偏安南方一隅，变成了遍布华北、西北的燎原之势。更重要的是，当革命在北方站稳脚跟后，便形成了由北向南俯瞰全国的战略态势，为后来解放战争的战略推进埋下了伏笔。这种从“被围剿”到“主动布局”的转身，正是地理格局之变带来的革命势能反转——看似是一路向西向北的退却，实则完成了一次对全国格局的战略迂回。
我们常说，历史的书写离不开地理的舞台。长征落脚陕北，从来不是一次被动的命运选择，而是中国革命在绝境中读懂地缘规律、重塑战略格局的伟大创举。它把一支被迫转移的军队，变成了挺立抗战前线的民族先锋；把黄土高原上的一隅根据地，变成了连接西北西南、俯瞰全国的战略枢纽；把星星之火的革命火种，铺成了足以改写民族命运的燎原之势。读懂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只看战场上的胜负，更要读懂藏在山河大地里的战略智慧。正是这种对地理大势的精准把握，让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出困境，最终赢得了整个国家的未来。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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