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15日,华盛顿,美国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面对记者,发表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谈话: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执与美国无关,但如果冲突发展到破坏国际和平的程度,美国不能坐视不理。
这句话没有点名苏联,也没有直接替中国说话,却被许多外交观察家视为一个信号。珍宝岛冲突已经过去半年,铁列克提事件也刚刚发生,中美之间仍没有握手,可华盛顿的算盘,已经悄悄换了方向。
当时的尼克松并不是突然改变了对华看法。1969年1月20日,他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仍把中国视为重要对手,越南战争也没有结束。对美国而言,意识形态竞争依然存在,只是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开始从单纯对抗转向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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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和基辛格看得很清楚:美国真正棘手的对手是苏联。苏联拥有庞大的军事实力,正在扩展全球影响,而美国既要面对越南战场,又要承受国内压力。若继续同时与中苏对立,美国的战略空间只会越来越窄。
有意思的是,华盛顿最初考虑的并非立即同北京建立关系,而是设法改善美苏关系。问题在于,实力不断上升的苏联并不急于让步。越是觉得自己占据优势,越没有必要主动谈判,这正是冷战后期美苏关系中的现实困境。
珍宝岛冲突,改变的正是这层判断。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方面进行了反击,苏联方面也投入了装甲车辆和炮火。冲突规模并未发展成全面战争,却让两国关系降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
美国起初保持谨慎。白宫不愿公开偏向任何一方,因为它还无法判断苏联究竟是边境施压,还是准备对中国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更令美国担心的是,苏联是否会借冲突削弱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一份来自美国情报系统的判断,使尼克松开始重新估量中国。1969年初,美国方面注意到,中国国内的主要安全焦虑已经明显转向苏联。尼克松对基辛格说:“本届政府应尽一切可能,寻找同中国和解的机会。”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朋友。尼克松的思路更接近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如果中国能够牵制苏联,那么美国就多了一张牌;如果中美关系有所松动,苏联也会重新计算自己的行动代价。
中国方面同样没有放弃原则。中美恢复接触的基础,被放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而不是接受美国的政治安排。周恩来等人清楚,中美之间存在长期矛盾,但在苏联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完全拒绝接触,也未必符合国家安全需要。
真正令华盛顿紧张的,是1969年8月13日发生的铁列克提事件。冲突地点位于中苏边境新疆一侧,中方巡逻人员遭到苏军袭击并伤亡。此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苏之间通过普通谈判化解矛盾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据美国政府当时的评估,苏联甚至可能考虑对中国实施有限核打击。这个判断未必等于苏联已经作出决定,却足以让尼克松意识到:中苏矛盾若失控,美国在亚洲面对的将不只是外交机会,而是一场可能改变全球格局的危机。
基辛格随后推动对华政策重新评估。美国文件认为,中国在长期意义上仍是潜在对手,但所谓“中国威胁”并非不可控制。尼克松据此考虑,先从贸易、旅行等相对缓和的领域释放信号,避免一开始就触碰台湾等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是在支持中国吗?”尼克松曾这样追问。
基辛格的回答大意是,美国不是要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而是要让北京和莫斯科都知道,华盛顿不会任由任何一方打破力量平衡。
这套思路决定了美国的行动方式。9月的公开声明是在提醒苏联,不要把边境冲突扩大;随后,美国又通过法国、巴基斯坦等渠道,试探中国对改善关系的态度。10月,美国减少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并向北京传递愿意接触的讯息。
珍宝岛没有直接带来中美建交,也没有立刻消除双方之间的敌意。它真正改变的,是彼此对对方的战略判断。美国发现,中国并不急于向外扩张,且有能力牵制苏联;中国则看到,美国开始把中国问题放进大国平衡,而不是单纯的敌我对抗框架中。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正是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接续而来。珍宝岛冲突不是中美和解的唯一原因,却像一块突然落下的砝码,使华盛顿重新计算了苏联、中国和美国三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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