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3月6日，重庆，蒋介石第一次接见约瑟夫·史迪威。原本只是一次例行报到，却很快变成一场权力关系的摊牌。史迪威没有先谈寒暄，而是把自己的职务一一摆出来：美国总统特命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驻华美军司令、驻华空军司令、援华物资监理官、滇缅公路监理官，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
八个职务中，排在最后的，偏偏是蒋介石最看重的那个。
蒋介石此前向美国提出，希望派一名“不熟悉东方旧情”的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言外之意很清楚：只要忠诚可靠，能够沟通中美关系，军事问题不必过多插手。
美国方面却没有照这个思路办。马歇尔推荐的史迪威，早年曾多次在中国工作，熟悉汉语和中国军政环境，还是美国陆军中颇有声望的指挥官。蒋介石想找一个“联络员”，美国却送来了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
有意思的是，史迪威并不是罗斯福的私人亲信。他能被派往中国，主要靠马歇尔的信任，以及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现实需要。美国希望他整顿援华军事体系，提升中国军队的作战效率，也希望把分散的美援物资纳入统一管理。
这便埋下了第一个矛盾。蒋介石理解的参谋长，是接受总司令调遣的下属；美国理解的史迪威，却是总统代表、美国军队负责人和物资管理者。两套权限彼此重叠，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部队在英军撤退、指挥混乱和后勤困难中遭受重大损失，史迪威率部撤往印度。回到后方后，他认为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保存实力、指挥迟缓，提出整编部队、调整主官，并要求前线指挥官拥有更大自主权。
这些意见，在美国军方看来是改革；在蒋介石看来，却等于要求外国人插手军队核心。史迪威甚至主张由美方加强对中国部队的训练和指挥，这已经碰到了蒋介石最敏感的地方。
1942年夏天，蒋介石第一次要求撤换史迪威。可是罗斯福和马歇尔没有同意。马歇尔在信中明确表示，史迪威不仅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也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即使更换人员，接任者仍会拥有相近权限。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说明问题不在史迪威个人，而在美国要不要保留对援华军务的发言权。蒋介石即便是中国战区总司令，也无法单方面撤掉一名同时代表美国总统的将领。
1943年，宋子文再次出面交涉。美国方面一度表示，只要蒋介石本人正式提出要求，罗斯福可以考虑召回史迪威。蒋介石本已准备发电，却受到宋美龄劝阻。她担心，一旦公开驱逐史迪威，美国的飞机、武器和运输支持都会受到影响。
蒋介石临时收回成命，宋子文却因此十分恼火。一个在重庆，一个在华盛顿，兄妹与姻亲之间围绕史迪威发生了激烈争执。宋子文后来写信解释，称两人“虽为僚属，实逾骨肉”，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
真正让矛盾无法回头的，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变化。1944年初，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史迪威还主张向华北抗日力量提供援助。在他看来，这是利用一切力量打击日本；在蒋介石看来，却是美国正在绕开重庆，接触另一支政治力量。
同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蒋介石要求把正在缅北、滇西作战的远征军调回国内，以应付西南危局；史迪威则认为，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反攻不能半途而废，双方争执迅速升级。
史迪威随后提出由自己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设想，甚至包括八路军。罗斯福和马歇尔一度支持这一方案，并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对蒋介石而言，这已不是参谋长是否听命的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是否交给外国人。
蒋介石起初只能表示原则上同意，暗中却开始反击。1944年10月，他向美国政府发出强硬信号：史迪威不离任，中美合作就难以继续。美国不愿因一名将领破坏对华关系，罗斯福最终在10月19日同意召回史迪威。
两天后，史迪威离开重庆，没有同魏德迈正式办理完整交接。此后，魏德迈接任相关职务。他同样会批评中国军队的问题，却少用侮辱性语言，也尽量顾及蒋介石的政治处境。蒋介石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够提出意见、又不直接挑战权威的合作方式。
史迪威输掉的并不只是一次人事较量。他的问题在于，手中八个职务彼此叠加，既代表美国总统，又掌握美军、空军、物资和交通事务，唯独没有真正成为蒋介石能够随意调动的普通参谋长。权力越多，越难退让；身份越复杂，越容易把军事分歧变成国家关系的冲突。
1945年1月，中印公路通车，后来被称为史迪威公路。那条道路留下了他的名字，却没有改变他与蒋介石之间那场持续两年多的权力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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