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币扔井里？纸币全烧光？“马背财政”应对敌情“断舍离”

文│曹春荣

1934年4月下旬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开始了红军主力战略突围的各项公开的或秘密的准备。作为财政上的准备，除了加紧筹粮筹款和筹集物资外，还把两年前设立的秘密金库资金取出，分发各军团保管；成立第15大队，负责长征路上国库资金的运输、保管、使用。长征途中的“马背财政”，以没收征发委员会、军委总供给部、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等机构为主，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筹粮筹款，择机发行国币，保证红军长征的财政所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且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01

长征前夕“分家当”

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刊发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被认为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图片来源：中央档案馆）

1934年秋，红军主力即将进行战略突围的气息渐浓。身为临时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越来越为他亲手设立的“秘密金库”如何处置焦虑不安。这个“秘密金库是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缴获大量金条银圆等，并运回瑞金后建立起来的。其时毛泽民以中央政府财政特派员身份，前往漳州接收了这笔财富。为长远打算，毛泽民建议将其中一部分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以备急用。中央政府领导人同意后，毛泽民即派总行总务科长莫钧涛负责选址、秘运、封存并定下保密、启封纪律。两年多来，“秘密金库”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眼看红军主力就要撤离中央苏区，这一大笔财富急待转移，毛泽民便专门找到中央政府主席、大哥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先问泽民准备搬去哪里，毛泽民答想搬去兴国一带。毛泽东以敌人已进到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兴国也不安全为由，主张立即将“秘密金库”的钱财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毛泽民遂依此法，派人到石城一个叫烂泥坑的地方启封“秘密金库”，把其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部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用度。它们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人不由得信服毛泽东兄弟未雨绸缪的远见。

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启程前，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和青年团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为张经武、姚喆代理，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队行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在第二野战纵队里，有一个由中央财政部和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组建的第15大队，其任务主要是负责国库（总金库）原有资金资产（包括“秘密金库”充入的）以及沿途筹集的钱款运输、保管，还有货币供应、货币使用与兑换。可以说，第15大队承担了红军长征路上的大部分财政职责。

第15大队分成3个排，外加一个警卫连，毛泽民任大队政治委员，原中央总务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编入第15大队的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有毛泽民、钱希均、曹菊如、莫钧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及一名总务科长、一名马伕共14人。此外，第15大队还有100多个运输队员。

撤离瑞金时，第15大队把中华苏维埃国库的家当装成100多个担子带走，其中有几十担中央造币厂生产的银元，每担800块，重达四五十斤；还有四五担贰角银毫和五分、一分的铜币，两担金子，几十担国家银行纸币；以及一些铸币、印钞机器和油墨、纸张等材料。另外，长征路上一边走，一边抄土豪的家，得了现洋，也由他们挑着走。运输任务特别繁重，每个运输员负重六七十斤，其他工作人员肩上的担子也不轻。

02

长征路上筹粮款

红军长征时，在总政治部下设立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与总供给部一起负责筹款筹粮和分配。主任林伯渠，副主任毛泽民，委员中还有吴亮平、钱之光、曹菊如等10多个人。没收征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的后勤供给；没收军阀、官僚豪绅财产，一部分供给红军，一部分就地分给贫苦人民。同时还要宣传红军、扩大红军。故此，红军每到一地，没收征发委员会的人就要忙着了解当地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状况，确定没收对象；给自己人讲解什么样的资本家、官僚、豪绅的财产应全部没收，什么样的资本家、地主的财产只能没收一半，而一般商人、小业主的财产不能没收，只能征发（集）。同时，还要向商人宣传党的政策，做地方知名人士的工作，以便恢复地方商业贸易，稳定社会，安抚人心，并补充红军所需物资。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于江西安远、信丰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从此离开了苏区，到了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也就不能再用苏维埃钞票在市面买东西了。过章水的第二天，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规定：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收征发委员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收征发委员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发给当地群众）。《细则》还规定：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

1934年红军向民众借谷物50斤借条

11月，中央红军接连突破敌人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江，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这里山高路陡，桂系军阀还胁迫群众坚壁清野，部队不但行军日益艰难，给养供应也越来越困难。因此，林伯渠还要亲自带领战士和干部去打土豪。由于这一带多是苗、壮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在没收和征集粮食工作中，林伯渠等领导人十分注意教育战士和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了严明革命纪律，林伯渠对部属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和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原先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进军黔北，在川黔边境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上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队伍，将两个野战纵队，即中央纵队（红章）与军委纵队（红星）合并，统称军委纵队。1935年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又一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这个决定、计划，为开启红军在长征路上发行国币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1月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城。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纵队9日进驻遵义并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遵义警备区司令电》，同时任命陈云为警备区司令部政委。9日，红军在遵义城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遵义城内工农、学、商各界人士手执红旗从四面八方涌向南门关丰乐桥迎候红军进城。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遵义老城隆重举行，近万名群众参加。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召开。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算起来，红军驻守遵义12天，美美地在这里修整、补充了一番。

林伯渠

进入遵义城的第二天，林伯渠就派总供给部杨至诚随红一军团前往桐梓，协助部队搞没收与征发工作，购买布匹、洋油、药品和通讯器材等。按军委规定，各部队照指定地区筹集到的粮食现款和物资，除粮食留够部队一个月的食用以外，其他的都要上报没收征发委员会统一处置。1月23日，林伯渠以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的通知，规定：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每人每天发6分钱菜钱；取用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三分之一算价。其时总没收征发委员会和总供给部依靠各部队和地方工作团，将各种物资现款收集起来，然后再将布匹赶制成衣服、绑腿，按照新制定的供应标准，将它们和一些现款分发给有关单位，其工作量可想而知。

在遵义进行没收与征发工作中，林伯渠他们按照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十分注意贯彻执行保护工商业和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林伯渠一再强调，对城市的没收征收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不能乱贴“空条子”；凡没收征发的事，均须经过没收机关的审查与批准；向商人动员捐款一定要慎之又慎，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其进行了反革命活动的商店，不能没收；对于商人兼地主的，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不没收其商店。对于反动统治下的保甲长及在反动机关任职的普通分子，应根据其阶级成分及群众对他痛恨的程度，决定是否没收其财产。

6月中旬，军委纵队在懋功与率领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李先念会合，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但此地为藏区，人口稀少，又是草原游牧地，粮食十分缺乏。林伯渠于停留期间，带领供给人员共征集到58000余斤粮食，勉强保证了部队所需。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准备经过草地北上。林伯渠带领一班人又投入紧张的筹粮工作。他亲自到罗贝街等地督促，调运黄金白银与茶叶等物资，派人到各地购买或换取粮食，还商请总政治部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傅钟等，调集5000人力，专门从事运粮工作。由于张国焘阻挠红军北上，林伯渠他们不得不在草地搞了两次筹粮，第一次从7月5日到8月15日，筹粮75万斤；第二次从8月15日至25日，筹粮40万斤，合计115万斤。总算维系了红军的给养。

在藏区，许多藏民误信反动宣传而外逃，红军不得不用割地里青稞的办法筹集粮食。为维护党的民族政策，并使这一工作有组织有秩序进行，争取多收粮食，林伯渠在黑水附近的侧格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以总政治部名义于7月18日发布。通令规定：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指藏民，这里沿用旧说）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四）只许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禁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五）收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坵麦田割于净，严禁零星拔麦头（穗），践踏田中麦子。

（六）麦子收割后必须多打几次，打干净，不许浪费、随便丢弃。

（七）严禁私人到田中去拔麦子和青菜，禁止马匹放到田中去吃麦子。

（八）为统一收割起见，各地所驻部队收割麦子地块，由军团与师政治部作大体分配，再由各团政治处分配麦田给各单位去割。分配机关应将麦田以坵为单位编成号数，并登记在册。

（九）为保证本通令的执行，责成各政治机关与指导员，向给养和割麦人员详细传达与解释本通令，并每日派人去检查，对于违反本通令的事件之严重者，送裁判所解决。

9月上中旬之际，红军进入川北、甘南交界的藏区。一天，林伯渠正带领工作人员在甘南迭部县藏族卓尼杨土司的世袭领地——下迭部的崔古仓筹粮，巧遇曾经多方寻访而未果的粮仓看守巴保的妻子。原来，巴保因不了解红军是支怎样的部队，以为他们也像蝗虫一样，过一路危害一路，便闻风而躲。但他又放不下粮仓，担心它被抢，于是打发妻子回来探听情况。林伯渠得知她是粮仓看守的妻子后，赶忙通过“通司”（即翻译）告诉她红军向他们借粮的事，并于当晚给她写下一张借粮字据，又从随身皮包里拿出一枚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的图章，在字据上盖了红红的大印。岂料巴保妻子竟趁林伯渠忙着招呼分粮而未留意印章时，将这个圆坨坨的东西偷偷揣进了怀里。9月12日林伯渠在俄界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匆匆随部队离开当地，无暇追究印章下落。巴保妻子是个文盲，她既不把林伯渠出具的借粮字据当回事，也不敢拿那枚印章招摇只是随手藏了。1988年，卡告村村民安告整修房屋时，无意中在屋梁顶上的羊盖皮小袋里，发现了这枚久违的“官印”。

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的图章，迭部县博物馆‌藏（图片来源：红色甘南公众号）

这枚印章由三部分组成：方形印柄长9.7厘米，圆形印台高1.8厘米，铅锌腐蚀版精制的印面直径10.5厘米。其印文和图案设计十分漂亮，具有浓郁的工农革命色彩，如今它已被迭部县文化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印章的传奇经历也成了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9月20日，红军到达哈达铺，在这里中央决定取消先遣工作团，将财委（没委）改为供给处，继续负责筹粮筹款。

03

在遵义发行国币

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从丰乐桥（现更名为“迎红桥”）进入遵义城

遵义是仅次于贵阳的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商贸中心，市面很繁华。这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打下的第一个大城市，所以入城前总政治部即以代主任李富春署名，颁布了进驻遵义城的12条口号和8项注意，要求各部队广泛宣传，严格执行。12条口号是：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黔滇边新苏区；打倒无恶不作的王家烈；消灭卖国贼蒋介石的主力；消灭警察队和民团；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贫农实行打土豪、不还债、不交捐；红军万岁；遵义工农解放万岁！8项注意是：整齐武装、服装；不掉队落伍；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不乱买东西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注意卫生，不乱拉屎尿。

红军各部队广泛宣传了上述口号，严格遵照执行了8项注意，受到遵义人民拥护、欢迎。原先被反动宣传吓得跑路、躲藏的商户，纷纷回来开门营业，市面恢复了往昔的繁华。这为红军后勤部门筹集钱粮，国家银行发行国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毛泽民到遵义城后，首先就忙着调查社会情况，组织人员没收官僚军阀财产。遵义是国民政府的一个行署所在地，管辖十来个县，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奸商在这里盘根错节，贵州军阀王家烈便在这里称霸一方。他在遵义开有烟馆、盐行，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当地缺盐，患大脖子病的穷人很多，他却一手操纵市场，囤积居奇，高价出售。其时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倒要四角钱一斤，王家烈牟取的暴利之多不难想见。红军没收了他的食盐，一部分廉价公开出售，一部分分发给穷人，穷人一下子相信红军及其执行的政策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

（银行博物馆藏）

毛泽民且忙着拜访遵义城里的上层和商界知名人士，向他们宣传，并以红军的实际行动，表明党的统战政策和商业政策，希望他们带头与红军合作，正常开业，活跃市场。毛泽民的努力很快收到了效果，商人们不仅忙着开门迎客，还积极帮红军办货，使红军买到许多紧缺物品，如布匹、西药等。

在遵义，毛泽民还被指派为筹建遵义县苏维埃临时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出任财政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毛泽民领导的财政人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大量筹款，收集物资，开展公买公卖。国家银行就于此时此地发行国币，这不仅对于完成财委任务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能满足红军指战员用国币计发的经费和伙食尾子，去市场购买生活、医疗用品的愿望。

为做好国币发行工作，国家银行在红军先遣团、没收征发委员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措施，进行了周到的现场服务。

国家银行设在遵义城红花岗区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为银行提供了宽敞的业务室和库房。银行在这里及闹市区设立了多个兑换处，供群众进行国币与银圆的互兑。银行还通过口头宣讲、张贴告示，广泛宣传苏维埃钞票的发行、兑换政策。为彰显国币的信用，保障群众利益，他们把没收来的大量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收苏维埃钞票不收其他货币；而1元苏维埃钞票可在兑换处换取1.2元现洋，或2元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银圆、金条等）和物资保证，发行的国币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附近驻有红军部队的城镇群众和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苏维埃钞票。国币信誉瞬间高涨，市面空前繁荣。为此，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遵义度过了最为忙碌的十来天。在红军撤离遵义城之前，他们尽量把商家和群众手中的国币，通过兑付现洋收了回来。而在临走的这天晚上，突击一个通宵把收到的罚款和兑换回笼的国币都整理清算完毕，第二天又随部队出发了。至于当年少量还散存于群众中的苏维埃钞票，1955年国家发行新的人民币时，还以一比一的比价兑回了。

遵义会议会址旧影

在国家银行发行国币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审查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根据敌情新的变化和贵州的地理、经济社会状况，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从而放弃了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计划。红军主动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国家银行在长征路上首次发行国币的活动也就落下了帷幕。此后，国家银行还相继在桐梓和川西冕宁发行过国币，其规模都不如遵义那次。

1935年1月下旬，红军重占桐梓时，为使部队轻装前进，除将银元分配给红军战士背以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角币和铜分币因不能继续流通使用，便将它们全部扔到井里了，还烧掉了一部分国家银行纸币。过赤水时又甩掉了扁担，将剩余的国家银行纸币分配给战士背。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的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国家银行的纸币便全部烧光，两担金子则一直带到陕北。

长征路上，毛泽民一方面要负责筹粮筹款，另一方面还要领导第15大队。为使这支肩负特殊任务的队伍顺利远征，他经常赶在队伍前头，先到宿营地为大伙寻找营房；队伍到达后，给大伙介绍当地地情和应注意事项；队伍开拔前，又忙着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行军时，他不时替战士挑会儿担子。他配有一匹马，但很少骑坐，不是用来驮物品，就是让给有病的同志骑。过雪山草地时，他的马就一直让银行的章水柏骑，小章患了痢疾，后来牺牲了，毛泽民极其悲痛，还自责说没有把他照顾好。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宣告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参加长征的14位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中，吕汉勋、刘建棠、张达远、章水柏等6位牺牲在长征路上，只有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均、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和莫钧涛8人到达陕北。林伯渠和他们随后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或骨干，继承发扬苏区财政工作的优良传统，在陕北土地上创造出了新的辉煌业绩。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