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鹏友来开会
中国股市诞生于激情燃烧的改革年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邓小平同志听取上海市领导的汇报，表示支持建立股市。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这一年的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标志中国股市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纵观中国股市走过的36年，我认为，供需矛盾是核心问题、重大问题。1994年前股票太少，场外资金太多，个股行情被少量大户操纵的情况时有发生。1994年实行额度管理发行制度后，各省市自治区争相到京城游说，希望多发行一点。历史上，还真发生过西部省份把IPO额度借给发达省份的情况。1997年后，中国股市再次大规模扩容。2001年中国加入WTO，把中国股市融入全球的呼声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试验，但不幸失败了。以上林林总总，显然是供需矛盾在发挥根本性作用。
2015年发生的股市异常波动，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总结报告，这是很遗憾的。当时，我参加了股市维稳工作。连续两三周时间，我即使在休息时间，也要随时响应，随时准备发文、开会。为了舒缓精神，我周末短暂闲暇，会在京郊的一个大湖旁连续绕湖思考，并随时和监管部门的同志联系沟通。这个场景我终生都忘不掉了。
从内心来说，我是极其希望2015年这次异常波动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从宏观经济运行来说，我国调节宏观供需矛盾是有显著优势的，在经济结构、增速以及重点产业部署上，比其它大国做得好，并且已经反复验证。从优势产业和国际竞争来说，我国制造业突飞猛进，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美国采取各种措施打压中国产业更加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强大。我们在航天航空、造船造车、石油石化、半导体人工智能、医药研发制造、新能源技术和设施、国防军工等关键领域，完全可以自立自强，很多方面领先全球。从金融治理来说，在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市场支持、监管执法、国际合作等各方面，都呈现出现代金融治理的特征。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重大原则，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部署金融工作。可以说，掀开了金融监管工作的全新篇章，是令人振奋的。因为，我们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若金融问题搞不清楚，必然会在激烈的国际博弈中遭受严重损失。从反腐败重大进展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持之以恒、全面覆盖，打虎拍蝇猎狐不停歇，党政军系统和全社会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股市只要内部治理到位，按照供需平衡原则发行上市，按照供需平衡原则确立大小股东权益分配机制，坚决打击财务造假、信息造假、定价造假、交易造假，没有理由不走出轰轰烈烈的大牛市。
在2001年前后，不少市场人士，甚至有一部分监管人士提出，中国股市不是经济晴雨表。对此，我专门做了研究，并明确提出“中国股市的双重晴雨表”理论。2022年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之际，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的《中国股市新观察》一书，其中再次阐释了“中国股市的双重晴雨表”理论。
这套理论基于我国经济转型和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把经济数据在股市上的映射与经济改革、社会治理效应在股市上的映射，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预期管理与即时经济数据的强关联关系，明确提出转型经济体务必坚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的原则，务必坚持政策措施的一致性、整体性、协调性，防止合成谬误，务必把供需矛盾放在核心位置。
显而易见，股市治理是存在一些偏差的。零零碎碎的太多了，我们还是聚焦核心问题，即供需失衡。股票多、资金少，存量限售股占比多、流通股占比少，投资者持股成本高、分红带来的收获感低；大股东套利方式多、普通投资者获利途径少。我认为，如果这些缺陷可以解决，中国股市必然随着宏观经济的稳健成长而蒸蒸日上。
限于篇幅，不过多展开了。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文章已经很累了。提出三大建议：继续保持IPO谨慎立场，不大规模IPO；推动重组式上市，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研究设计大股东让利行动，适当时候推行。
我们仍然需要激情燃烧的改革精神，希望各方面想市场参与者所想，进一步推动大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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