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赵朴初：一位居士，凭什么执掌中国佛教协会几十年？

导语

在虚云、太虚、圆瑛之后，赵朴初常常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并非出家僧人，没有禅堂参究留下的悟道偈颂，也未曾主持传戒法会、执掌庄严戒坛。他是在家居士，是文书秘书，是社团会长，大半生辗转于文件草拟、会议协调之间，常被视作佛教界的“行政者”。

可恰恰是这位“行政者”，在佛教历经风雨的危难时刻，护住了传承的灯火。

若以“层累”的视角回望，赵朴初最独特的价值，不在于创造全新的佛教传统，而在于守护、保存既有的传统。虚云以肉身苦行修复衰败道场，太虚以革新思想为佛教打开时代大门，圆瑛依靠组织力量维系教团存续；赵朴初所承担的使命，则是将修复、开拓、维系得来的种种成果，收纳进一套能够平稳运转的制度框架之中，使之不至于在时代风暴里四散飘零。

这套制度实践的起点，不在佛学院的讲堂，不在禅堂的蒲团之上，而坐落于上海常德路，一座名为“觉园”的宅院。

一、觉园：一位病者的佛缘缘起

1927年，上海赫德路，即今常德路418号，觉园。

二十岁的赵朴初迁居于此。他原籍安徽太湖，因罹患肺病，从东吴大学休学，赴上海投奔表舅关絅之养病。

关絅之阅历不凡，曾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会审官，办案刚正公允，广受称道；后来辞官潜心护持佛教，1922年发起组建上海佛教居士林，同年创办佛教净业社，觉园便是净业社的驻地。

赵朴初入住觉园之时，这里已是上海佛教名流汇聚之地。圆瑛、太虚、应慈、王一亭、黄涵之等一代教界贤达时常往来于此。年轻的赵朴初便周旋在这些前辈身旁，承担文书草拟、秘书助理等事务。

走上这条道路，并非他最初的主动抉择。

赵朴初后来回忆，自己对佛教的好感最早源自母亲。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年少时他便常随母亲入寺礼佛。但真正引领他投身佛教事业的，是觉园的这段岁月。养病期间，他广泛研读各类佛经，“对于念佛与‘无我’的关系，及念佛增强对佛的信念这一方面，深有体会”。1935年，经由圆瑛法师引荐，他正式皈依，成为在家居士。

觉园给予赵朴初的，远不止一处养病安身的居所，更有三样珍贵的馈赠：对佛法义理的理解、教界人脉的积淀，以及亲身实践弘护事业的平台。

1928年，南京政府再度重提“庙产兴学”，江浙佛教界人士齐聚上海共商抵制对策。经关絅之举荐，赵朴初进入江浙佛教联合会担任文牍员，这便是他佛教事业的正式开端。此后联合会改组为上海佛教会，继而发展为全国性的中国佛教会，凭借出众的办事能力，年纪轻轻的赵朴初升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

二十余岁的青年，跻身全国佛教组织的核心圈层，在实务之中学会如何护持佛教、开展教务。

二、 炮火中的逆行：从文书到“活菩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转日，上海大世界一带遭遇空袭，街头遍地死伤流离的难民。赵朴初当时正在仁济堂办公，下楼查看伤员，才刚刚离开，办公室的天花板便轰然坍塌，砸落在他方才的办公桌之上。

险境当前，他没有退缩逃离。

街上逃难民众蜂拥奔走，社会局调配的十辆救济车，司机尽数四散逃亡。赵朴初与友人吴大琨手持小红旗，一前一后，带领大批难民从西藏路向北转移。流弹呼啸掠过头顶，一行人辗转抵达宁波同乡会。一名巡捕被二人舍身救助难民的举动打动，翻墙打开大门，难民才得以进入院内暂避灾祸。

此后数年，经他参与收容、救济的难民，累计达数十万人次。

这早已不止普通的慈善赈济，而是战火硝烟下的生命救援。

1940年，大规模难民潮渐渐平复，街头流浪孤儿的困境凸显出来。赵朴初将目光投向更为长远的命题：这些苦难的孩子，不能仅仅维持生存，更需要接受教化。

他写下一句话，被收录进《净业孤儿教养院简章》：“抢救流浪儿童重在教养，‘养’是救他们的‘寿命’，‘教’是救他们的‘慧命’。”

就在自己居住十余年的赫德路418号觉园，挂起“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的牌匾。第一批入院的103名孩童，衣衫破旧，不少孩子身上还带着尚未愈合的伤口。赵朴初蹲下身，用手帕拭去一个小女孩脸上的泥垢，轻声告诉孩子们：“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粮食紧缺的日子里，他变卖妻子陪嫁的苏绣锦缎换购米粮；把个人薪金尽数捐献，甚至拿出母亲遗留的银簪、玉镯补贴院用。

从文牍干事，到收容所负责人，再到孤儿院副院长，赵朴初的佛教实践，始终不在幽静禅堂之内，而在苦难人间之中。

三、 圆瑛座下的实务学徒：接续会长传统

探讨赵朴初作为居士的历史定位，有一段经历不可忽略：他处理佛教事务的制度思维，是在圆瑛主持全国佛教会务期间逐步习得。

1929年，圆瑛联合太虚等人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当选理事长，七度连任。江浙佛教联合会改组为中国佛教会后，赵朴初出任主任秘书。二十多岁的在家居士身处全国佛教组织的核心岗位，在实务当中磨炼本领：草拟公文、协调各方关系，在僧团与社会各界之间维系组织正常运转。

这不单单是一段工作履历，更是“会长传统”潜移默化的事业传承。

圆瑛的历史贡献，体现为“组织性层累”：在民国动荡战乱的二十余年，以会长身份竭力维系全国佛教组织不至于崩解。赵朴初在圆瑛身边，亲眼见证一个宗教团体如何在极端乱世谋求存续。这份阅历并非得自书本，而是在一场场会议、一封封往来公函，在圆瑛与各方周旋斡旋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习得。

部分研究者将赵朴初视作圆瑛的弟子。这一重身份，并非禅宗法系里的传法授徒，而是事业层面的师承。圆瑛教给他的，不是参禅悟道的法门，而是如何担当会长、经营教团。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圆瑛当选首任会长，赵朴初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赵朴初正式接过会长的重担。从民国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到新中国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走完了一段由实务学徒到掌舵人的历程。

由此可见，赵朴初对圆瑛的继承，重点不在于思想义理，而在于组织治理的能力。圆瑛教会他在困局中维持局面，赵朴初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完成系统性的制度构建。圆瑛是风雨中的维持者，赵朴初是传统成果的收束者。倘若缺少在圆瑛身边的这段历练，赵朴初未必能够真正懂得，维系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究竟需要付出何种努力。

四、 民国“居士世纪”的遗产与赵朴初的居士复位

理解赵朴初的制度建树，需要先看清他所处的时代坐标：他既是民国“居士世纪”遗产的承接者，也是近代居士佛教的“复位者”。

一、民国居士佛教的角色越位

民国时期，居士佛教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居士群体出现角色上的“越位”。

1866年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1908年兴办祇洹精舍。这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布施护教，而是开展典籍整理、人才培育的实践。1922年欧阳渐创立支那内学院，立足佛学研究，提出居士同样可以住持佛法、造福世间，对长久以来“僧主俗从”的固有格局，提出根本性的反思。1943年袁焕仙建立维摩精舍，成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居士禅宗团体。

学者金易明提出，近代居士佛教崛起，意味着“居士由护法的角色迅速转化为佛教弘传的主角”。他们不再止步于布施财物、护持寺院，而是直接讲经弘法、刻印流通典籍、兴办教育，成为推动佛教复兴的中坚力量。

二、越位背后：个人事业的局限

然而这种角色的“越位”，本身潜藏结构性短板：居士群体的主导作用更多是时代催生的临时状态，并未形成稳固的制度保障。

杨文会的金陵刻经处、欧阳渐的支那内学院、袁焕仙的维摩精舍，本质上依托核心人物个人的感召力，而非一套可以独立延续的制度体系。一旦创办者离世，机构便难以为继。杨文会辞世后，金陵刻经处虽得以保留，但影响力大幅衰减；欧阳渐故去，支那内学院迅速走向衰落；袁焕仙离世，维摩精舍这一团体也随之消散。

三、赵朴初的复位：回归居士的制度本位

赵朴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没有重走居士“越位”的老路。

他没有独立刻经、另办讲学书院，也没有组建专属的修行团体。他选择建设佛教协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当选会长，长期主持协会工作，直至2000年示寂。

协会和刻经处、内学院、精舍有着本质分野：后者多为个人事业、学术机构或是修行社群；而协会是面向全国的制度平台，不归属于某个人、某一宗派或者特定居士团体，追求组织的公共性、全国性与可持续性。

赵朴初所完成的“复位”，不是退回古代居士单纯布施护持的旧角色，而是确立居士全新的本位：制度架构的建设者。

他不越界承担僧人的宗教修行职责，而是立足居士身份做好分内之事：为僧团提供制度保障，为整个佛教搭建统一的组织平台，为人间佛教思想提供落地实践的土壤。

四、“佛教是文化”：一种务实的命名策略

“佛教是文化”是赵朴初极具代表性的论断。放在居士身份的视角下，更能读懂这句话层层递进的现实意义。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佛教常常被贴上“封建迷信”“精神鸦片”的标签。赵朴初没有进行硬碰硬的辩驳，而是换一套话语重新定义：将佛教首先视作一种文化。这一论断，为文革结束之后佛教的复苏争取到生存空间，消解了大量现实阻力。

为何由一位居士提出这一命题更容易被接纳？僧人宣扬佛教的价值，容易被解读为出于宗教立场的辩护；居士提出“佛教是文化”，更容易被视作客观的文化保护倡议。这是一种巧妙的话语策略：不去直接争辩佛教是不是迷信，转而讨论佛教是不是值得传承研究的文化。视角转换之后，佛教从被批判的对象，转变为需要保护传承的文化财富。

五、 1953：将散落的灯火收纳进制度容器

1952年的秋天，北京。

各地佛教代表齐聚，商议筹建全国性佛教团体。根据赵朴初的回忆，周恩来总理将他从上海调至北京，给他两个方向供选择：从事救济事业，或是投身佛教工作。赵朴初选择了后者。

1953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广济寺召开。圆瑛法师当选会长，赵朴初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一协会由虚云、喜饶嘉措、圆瑛、巨赞、赵朴初等二十位佛教大德共同发起，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的大团结。

赵朴初在会议报告中讲到：“像这样由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信徒共同发起、共同参加、共同组织的全国性佛教团体，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放在“层累”的视角之下，方能体会这句话的分量。

一千五百余年的禅宗历史中，汉地僧团长期以丛林寺院为基本单元：各个寺院独立运转，方丈各领一院，清规各有传承，彼此互不统摄。太虚曾力图打破这一格局，推行教制改革，理想却未能完全落地；圆瑛在民国时期组建的中国佛教会，也只是战乱环境下艰难维系的松散组织。

赵朴初所要完成的，便是把太虚未竟的改革理想、圆瑛艰难维系的实务经验，整合进一套和平年代可以稳定运行的制度框架。

这套制度容器，便是中国佛教协会。

六、 人间佛教：从思想理念到制度落地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

赵朴初在纪念报告中正式倡导，应当在教义弘扬中阐扬人间佛教思想：“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

从思想脉络来看，这份论述的创新并不在于提出全新学说。太虚早在1915年便提出“人生佛教”，印顺法师在四十年代进一步发展为“人间佛教”。赵朴初的核心贡献，是把原本属于学人思想构想的人间佛教，转化为全国佛教协会共同遵循的行动纲领。

1983年后，人间佛教被正式写入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赵朴初又不断阐释丰富其内涵，将其与爱国爱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相互贯通，总结归纳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对外友好交流。

一种思想，只有写入章程、化为制度，成为教界共同奉行的准则，才算真正落地生根。

赵朴初不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开创者，却是最重要的落地践行者。而落地所依靠的，不是个人的开悟证道，而是制度层面的设计推进，这恰好是居士群体可以承担、也适合承担的工作。

七、 人才为本：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赵朴初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聚焦僧才培育：

“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这句话看似口号，背后却是扎扎实实的推动。

1978年，他来到镇江焦山，对茗山法师提出：“要办佛学院，要培养青年人才。焦山过去办过佛学院，有基础，现在还可以办。”茗山法师认为佛学院设立在北京更为合适，赵朴初则提出：“北京当然要办，但江浙也要办，要就地取材。”

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于南京栖霞寺开设僧伽培训班，日后发展成为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是文革结束之后国内最早恢复的佛教教育机构之一。

赵朴初的人才理念，接续太虚的教育理想。太虚创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借用现代教育模式培育僧才；赵朴初则将这套教育路径制度化，推动各地恢复、兴办佛学院，搭建起多层次的佛教教育体系。

相较于太虚，赵朴初拥有更稳固的制度依托。太虚亲手创办的佛学院，在他离世之后大多停办变质；而赵朴初推动建设的佛学院，依托全国佛协这一制度平台，得以长久延续。

八、 “五大建设”：守护佛教根脉的现代方案

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

赵朴初作题为《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正式提出“五大建设”：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他阐明五者的内在关系：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基础，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和组织建设是保障。

以“层累”视角审视，“五大建设”，是将虚云守持佛教根脉的实践，转化为适配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

虚云护持佛法根基，依靠戒坛传戒、丛林清规，以戒律规范僧团言行，以清规管理寺院运行。赵朴初守护根脉，则依托“五大建设”，把传统丛林的精神内核，转化为现代可执行的教团管理规范。

他还大力倡导坚守“僧装、素食、独身”六字准则。这短短六字，是虚云戒律精神在当代的凝练表达，以简明清晰的标准，维系僧团最根本的秩序。

结语：守夜人的位置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安详示寂，享年九十二岁。

他留给后世的，并非某一宗的法脉传承，也不是一套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而是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成果：中国佛教协会，以及由它延伸开来的各地佛协、佛学院、寺院管理体系；还有写入章程的人间佛教、三大传统、五大建设等纲领。

站在“层累”的维度回望，赵朴初既是传统的继承者与守护者，也完成了近代居士佛教的复位。

他承接虚云守护根脉的精神，化为五大建设；承接太虚革新开放的理想，落实为人间佛教的制度纲领；承接圆瑛维系教团的实践，搭建起全国佛教协会的制度平台。

他把民国时期一度“越位”的居士力量，重新整合进制度化的团体之中。他不越俎代庖，去做属于僧人的宗教修行事业，而是恪守居士本位，为僧团筑牢制度保障，为佛教搭建组织平台，让人间佛教拥有实践的空间。

当然，他的“居士复位”也留有未尽之题。居士群体在中国佛教内部的制度定位，时至今日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赵朴初开创的协会模式，是特定时代下的历史性方案，而非终极答案。后世的居士佛教，仍需要继续积累、演进。

赵朴初的一生，始于觉园的病榻，终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岗位。他未曾住禅堂打禅七，也未曾登戒坛受三坛大戒。但他守住的，正是一代又一代僧众可以安住禅堂、登坛受戒、修行弘法的外部条件。

守夜人，未必站在灯火之下。他站在门口，护持灯火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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