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税务争议律师周皓代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二审获维持原判

核心摘要

一张1382063.2元的转账支票被领走，换来的1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却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开，某甲公司因此补缴税款、滞纳金及企业所得税共计41万余元。当某甲公司转而向领票人丁某某及开票方某乙公司追偿时，却发现交易链条上的证据缺口难以弥合。周皓，北京道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执业13年，系北京市石景山律师协会理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多家仲裁机构仲裁员，在民商事诉讼与仲裁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实务经验。本案中，周皓律师作为丁某某的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围绕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这一核心争点展开答辩，指出丁某某仅为交易居间经手人而非合同相对方，某甲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货物实际交付及款项由丁某某或某乙公司收取。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作为北京税务争议律师，周皓律师在本案中展现了在税务争议与合同纠纷交叉领域中对证据链条与举证责任的精准把握。

一、案件实录引言

发票已被认定虚开、税款已经补缴入库，某甲公司却连货物的出卖方是谁都无法锁定——这起纠纷的症结，早在交易之初就已埋下。某甲公司持有一张转账支票领取单和若干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试图证明其与丁某某、某乙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而要求二被告赔偿因虚开发票导致的税款及滞纳金损失。然而，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进入二审后，周皓律师接受丁某某委托，围绕交易主体认定与举证责任分配展开代理工作。案件所折射的，是企业在采购环节中对交易相对方身份核实与交付凭证留存的双重疏漏，也是税务争议与合同纠纷相互交织时司法审查的基本逻辑。

二、纠纷起因：一笔钢材交易与虚开发票

纠纷的源头可追溯至2016年8月。当年8月17日，某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发票载明购买方为某甲公司、销售方为某乙公司，货物名称为螺纹钢，货物总金额1181250.59元，税率17%，税额合计200812.61元，价税合计1382063.2元。

8月19日，某甲公司开具了一张金额为1382063.2元的银行转账支票。支票领取单上载明“原件已取走”，落款由丁某某书写，并附有某乙公司名称，日期为2016年8月19日。丁某某认可领取单上全部内容均由其书写，亦认可由其领取了支票，但主张系代某乙公司领取。此后，上述1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经北京市东城区某局稽查局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被认定为虚开发票。2018年7月16日，北京市大兴区某局向某甲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其就取得的虚开发票作进项税额转出，调增2016年应纳税所得额并补缴企业所得税295312.65元，同时加收滞纳金。某甲公司于2018年8月1日缴纳增值税滞纳金54821.84元、企业所得税税款295312.65元及滞纳金63049.25元，合计413183.74元。此后，某甲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丁某某与某乙公司共同赔偿上述税款损失、滞纳金及利息。周皓律师在二审阶段介入本案，担任丁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三、审理纪实：一审与二审的诉讼历程

（一）一审审理：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某甲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丁某某、某乙公司共同赔偿增值税税款200812.61元、增值税滞纳金54821.84元、企业所得税税款295312.65元及滞纳金63049.25元，并支付以413183.74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损失。某乙公司经公告送达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一审法院将争议焦点归纳为某甲公司与丁某某、某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法院查明，三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某乙公司虽开具了载明货物为螺纹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该发票已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开；丁某某虽领取了涉案转账支票，但某甲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款项已实际兑付且由丁某某或某乙公司收取。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某甲公司未完成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及履行事实的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二）二审交锋：新证据与代理意见

某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审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

二审中，某甲公司提交了转账支票领取单、兑付查询单、银行流水及电话录音等材料，试图证明丁某某存在以第三方公司名义领取支票的交易习惯，且涉案支票已兑付。周皓律师作为丁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逐项发表质证意见：对支票领取单，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指出该笔交易与本案无关；对兑付查询单，表示真实性无法核实；对银行流水，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强调某乙公司收到支票后背书转让给谁与丁某某无关；对电话录音，指出录音内容恰恰反映丁某某仅为居中介绍人而非合同相对方。北京税务争议律师周皓在质证中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判断——证据能否将丁某某锚定为买卖合同相对方。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转账支票兑付查询单与银行流水显示收款方为某丙公司，并非丁某某或某乙公司，不能证明某乙公司收到货款，相关材料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纳。

丁某某方面亦提交了外地法院档案查询照片、关联案件信息及银行回单等材料，用以证明刘某某通过丁某某介绍进行钢材交易的模式具有重复性。某甲公司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同样未予采纳。

四、法庭研判与裁判结果

二审法院将争议焦点锁定为某甲公司与丁某某、某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明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在证据审查层面，法院从交付与付款两个维度展开：其一，关于货物交付，丁某某否认其为买卖合同相对方，某甲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丁某某、某乙公司向其交付了货物；其二，关于价款支付，丁某某虽领取涉案支票，但某甲公司未能证明该支票由丁某某或某乙公司兑付，亦未能证明二被告收取了价款。基于此，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认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某甲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2020年10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9元由某甲公司负担。

五、案件启示与律师提醒

交易凭证的留存方式，往往在纠纷发生后才显出其决定性意义——这是本案给出的一条直接警示。某甲公司持有发票、持有支票领取单，却始终无法证明货物由谁交付、款项由谁收取，最终在两级法院均未能完成举证。对于企业而言，采购环节至少应做到两点：一是核实交易相对方的真实身份，明确合同主体究竟是出面经手人还是其背后的公司；二是完整留存货物交付凭证与款项流向记录，避免以不记名支票或代领方式完成大额支付。

周皓律师，北京道广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执业13年，同时担任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北海仲裁委员会委员及第五届济南仲裁委员会委员，在民商事争议解决与仲裁实务方面积淀深厚。本案中，作为北京税务争议律师，周皓律师通过对证据关联性与证明目的的逐层拆解，协助法庭厘清了居间经手人与合同相对方之间的界限。对于面临虚开发票税务追缴后又向交易方追偿的企业，或对自身在交易链条中的法律地位存有疑问的当事人，宜尽早寻求专业律师对证据链条与责任分配进行评估，避免在诉讼中陷入举证被动。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仅供法律知识普及参考，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或结果承诺。案件结果受证据、法律规定、司法裁量多重因素影响，实际结果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