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遭中统特务逮捕，蒋介石无奈亲自出面营救：他是我的女婿！

1946年冬，上海一幢被严密看守的私人住宅内，国军少将陆久之被中统人员秘密扣押。消息传出后，最先慌了神的不是军界同僚，而是他的妻子蒋瑶光和岳母陈洁如。这个看似拥有显赫身份的女婿，究竟触犯了什么禁忌？

陆久之被捕，与一份日文报纸有关。抗战胜利后，他借助与汤恩伯的旧交，在上海创办《改造日报》，读者主要是日军战俘和侨民。报纸宣传反对军国主义，主张战俘认清战争责任，也刊登一些主张和平的文章。

这件事表面上是文化工作，实际却触动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神经。国民党当局正准备扩大内战，对一切可能与共产党发生联系的舆论，都格外警惕。陆久之又邀请郭沫若、叶圣陶、田汉、茅盾等左翼文化人士参加活动，风声很快传到了有关部门耳中。

有意思的是，汤恩伯起初并没有怀疑这位老朋友。两人早年相识，汤恩伯赴日求学前后，曾得到陆久之父亲陆翰的帮助。后来汤恩伯掌握军权，陆久之则以商人、报人和军界人士等多重身份活动，彼此之间始终保留着一层旧日情分。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旧交并不能抵消政治猜疑。报纸创办仅十一个月，便被迫停刊。陆久之随后被中统人员带走，关押地点据说是陈果夫的别墅。审讯之外，更令家人担心的是，他的经历经不起仔细追查。

陆久之并非普通的国民党军官。

他的父亲陆翰曾在清末任职，后来又担任孙传芳部的重要幕僚。陆久之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却没有沿着父辈安排的道路走下去。青年时期，他接触《新青年》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甚至到上海纱厂做工，主动融入工人群体。

1926年，经人介绍，陆久之开始为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同年，他进入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承担联络任务。那段时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陆久之与地下组织保持密切联系，逐渐成为一名特殊的情报人员。

他曾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请求，却没有得到立即批准。周恩来对他说：“你不入党，有时反而更便于开展工作。”这句话看似冷淡，实则是对特殊身份的保护。陆久之长期处在敌我交错的环境里，公开身份越复杂，能够发挥的作用越大。

抗战期间，他利用报业和商业关系搜集日伪情报，还设法将纸张、布匹、火油等物资运往新四军根据地。日本方面曾因物资流向问题将他抓捕审讯，但由于没有掌握确凿证据，加上有人从中周旋，他最终获释。

陆久之的婚姻，则让他的身份更加敏感。蒋瑶光是陈洁如的养女，而陈洁如曾是蒋介石的妻子。蒋瑶光早年婚姻不顺，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经周安琪介绍，她与陆久之相识，二人年龄相差二十余岁，却相处融洽。

婚后，陆久之多了一个特殊称呼：蒋介石的女婿。这个称呼在社交场合颇有分量，却没有改变他的行事方式。他很少借此抬高自己，反而刻意与蒋介石保持距离。陈洁如曾送给他一块旧金表，算是对这桩婚姻的认可。

中统抓捕陆久之以后，蒋瑶光母女明白，普通关系根本无法解决问题。陈洁如与蒋介石之间虽早已分开，但这段旧日关系仍然存在。母女二人找到蒋介石，请求他过问此事。

蒋介石得知陆久之被捕后，确实出面干预。这里面的原因并不单一，既有对陈洁如的旧情和亏欠，也有对蒋瑶光的父女情分。更重要的是，陆久之名义上是他的女婿，案件若继续扩大，势必牵连更多人。

据相关回忆，蒋介石曾表示：“他是我的女婿。”这句话在当时具有实际作用。经过干预，陆久之获释，暂时避开了更严重的审查。不得不说，这层姻亲关系既救了他，也给他带来了长期的政治阴影。

获释之后，他并没有因此收敛。1948年，陆久之设法接触到上海城防方面的资料，并将有关情况转交出去。上海局势急转直下时，他又多次接近汤恩伯，希望对方能够在适当时机率部起义。

汤恩伯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掌握大批部队。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南京随后解放，上海也进入决战阶段。陆久之劝说汤恩伯，实际上承担着极大风险，因为陈仪此前劝汤起义，便遭到出卖并被蒋介石处决。

陆久之最终没有被汤恩伯杀害，一方面是两人有多年交情，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汤恩伯顾忌其特殊姻亲身份。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撤离时还曾邀请陆久之一同离开，但陆久之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女婿”这个标签并未给陆久之带来真正的便利，反而使他的经历长期受到审视。1961年，陈洁如受邀到北京，曾谈及陆久之的处境。此后，在有关方面关怀下，他于1965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6年，上海方面重新作出结论，确认陆久之自1926年起参加地下工作，肯定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做的贡献。他一生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却长期承担地下交通、情报联络和物资转运等任务。

晚年接受采访时，陆久之特别强调：“蒋介石是蒋介石，我是我。”这句话并不复杂，却准确表达了他对自身经历的判断。对他而言，那段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却不是政治选择的来源；少将军衔是公开身份，也不是他真正的历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