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甘肃庆阳城刑场外,陈斌被押在高台上。四周挤满了百姓,持枪的敌人守住各个出口,空气里透着一股不寻常的紧张。陈斌没有急着看刑具,也没有低头,而是不断扫视人群。
他在找人。
几天前,敌人故意放出消息,说一批地下党员即将被公开处决。消息传遍庆阳,连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对敌人而言,这不只是一次行刑,更是一张撒向暗处的网。他们想借此逼出仍在城中活动的地下力量。
陈斌很快发现,围观人群里有几张熟悉面孔。其中,有负责接头的女同志李叶,也有两个本不该出现在现场的人——谷老四和何玉林。
这两个名字,陈斌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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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他正是被这两人出卖,才落入敌手。如今他们混在人群里,显然不是来看热闹。敌人把叛徒放在刑场周围,目的已经十分明显:只要地下同志前来营救,就会立刻收网。
陈斌没有时间解释。
他若直接喊出敌人的阴谋,李叶等人未必来得及撤退;若保持沉默,同志们很可能一头撞进埋伏。就在押解人员催促之际,他突然朝人群大喊:“家里有狗,赶紧回家!”
这句话听起来古怪,却是地下工作中常用的隐语。所谓“家里有狗”,并不是指普通的看门狗,而是提醒接头人员:内部出了叛徒,周围有敌人盯梢,原定行动必须立即停止。
李叶听懂了。
她没有冲出去,也没有回头寻找陈斌,只是迅速压低身子,随着慌乱的人群向外移动。其他同志也明白过来,几个人分散撤离,避免因集中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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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场上的陈斌,却因此暴露了自己。敌人担心计划败露,马上开枪行刑。那声警告救下了同志,也让陈斌失去了最后的生机。
陈斌是庆阳本地人,抗日战争时期便参加了党组织。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长期以地下党员身份留在当地,承担联络、传递消息和掩护同志等工作。这样的任务没有战场上的号角,更多时候只是一次送信、一场接头,风险却丝毫不小。
1947年初,西北战局发生变化。3月,敌军攻入庆阳城后,立即对城内地下力量展开搜捕。联络点被破坏,部分同志被捕,城中枪声不断。敌人拿不到情报,便扩大抓捕范围,许多人仅因行踪可疑就遭到审讯。
城内留下的同志明白,继续停留只会让损失越来越大。但撤离不能一哄而散,必须有人先出城,与外面的同志取得联系,再安排其他人员转移。
谁去?
陈斌主动接下了任务。他熟悉庆阳城内外的道路,也清楚各处关卡的变化。临行前,同志们只反复叮嘱一句:“一定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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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避开盘查,经过几道关卡后出了城,来到约定的一处空屋。屋内同志见到他,正准备商量撤离办法,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二哥,我是老四,来避避风头!”
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陈斌听到声音后稍稍放松,让同志们退入里屋,自己走到门前开门。门刚打开,枪口便顶了上来。敌人冲入屋内,陈斌来不及示警,很快被打昏并押进监狱。
审讯室里,谷老四和何玉林站在敌人身旁。谷老四试图劝降:“只要低头,往后的日子不会差。”陈斌没有回答,只狠狠啐了他一口。敌人随即施刑,可几天过去,陈斌始终没有吐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诱降失败后,敌人决定公开处决陈斌等人,同时把消息散出去,等待城内同志上钩。李叶正是那次接头时逃脱的人员,她知道刑场可能是陷阱,却无法轻易放下被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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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还是不救?
经过商议,李叶等人决定靠近刑场,先观察敌情,再寻找机会。遗憾的是,他们刚进入人群,就被陈斌发现。陈斌看见了她,也看见了隐藏在人群中的叛徒,立刻判断出敌人的布置。
于是,才有了那句“家里有狗”。
枪声很快响起。陈斌和其他同志倒在刑场上,敌人精心布置的诱捕行动也因现场骚动而提前收场。李叶等人脱身后,继续隐蔽活动。1949年庆阳解放,李叶没有立即离开,她选择留在当地工作,着手追查谷老四和何玉林的下落。
这场追查持续了一段时间。两名叛徒最终落网,并对出卖同志、协助敌人搜捕等罪行供认不讳。谷老四作为主谋被判处死刑,何玉林作为从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叶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牺牲的战友。刑场上的那句话,只有八个字,却替几名同志挡住了一场埋伏,也把陈斌最后的选择,留在了庆阳地下工作的档案与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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