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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博索纳罗败选后飞去了美国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25日大选败选后,27日凌晨携妻子和两个女儿离开巴西。他26日被最高法院限令24小时内上交护照、禁止离境,期限届满他没有交出,护照随即被注销;巴西出入境系统里查不到他正常通关的记录。多名知情人士称他已落地美国佛罗里达州,《华盛顿邮报》报道他27日傍晚已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给他和家人签发签证。卢拉批评这种行为“可耻”,称他应留下证明清白。特朗普则称巴西选举“看起来像被操纵的选举”。小博索纳罗正因涉嫌腐败、洗钱接受调查,他的父亲因策划政变等罪名被判服刑27年。
小博索纳罗不走正常口岸、用非常规渠道离开巴西,美国国务院随即为他签发签证,这一细节恰好折射出当下巴美关系的底色。特朗普自2025年重掌白宫后,以“西半球优先”、复刻门罗主义的“唐罗主义”为基调,力图把整个美洲重新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对巴西,他祭出的是组合拳:以博索纳罗政变审判为名,对巴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还制裁主审法官。美国的算盘很清楚——把巴西当作遏制中国在拉美扩大影响力的关键战场,同时要争夺关键矿产供应链。卢拉以51.8%的得票率击败小博索纳罗连任,预示着美国这一套干涉政策仍会被巴西顶撞。小博索纳罗此时投奔美国,既是司法压力下的出走,也成了华盛顿与卢拉政府对立的又一注脚。巴美关系短期内难有缓和。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双边关系没有推进的空间,卢拉重新执政会调整原有的经济政策,而美国又是对巴西投资最多的国家,从经济、贸易、金融的层面,双边关系仍有改善推进的空间。
2 北欧两国领导人打电话给普京
27日,芬兰总统斯图布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罕见地直接致电普京,敦促结束乌克兰战争。通话持续90分钟,由两位北欧领导人发起,事先与乌方进行了磋商。通话之后,他们又与泽连斯基沟通。这是普京一年多来首次与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三方对11月上半月在阿布扎比恢复有美国参与的乌克兰问题会谈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的表述并未显示普京立场软化,称俄方“合法利益”必须被无条件纳入,并把冲突延长归咎于欧盟与北约的“对抗政策”。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则批评两国“单独行动”、削弱欧洲团结。
这更像“芬兰+挪威想自己把话往桌上递”。外媒的解读里,争议点不在于通话对象本身,而在于“是否会让欧洲内部显得不够一致”。我能理解这种不安。乌克兰会不会被牵着走,外界会不会把对话理解成某种“背书”。但芬兰和挪威也坚持,通话是在和乌方沟通后发起的,而且强调了“去升级”和继续支持乌克兰。所以接下来关键就看,电话里的内容能不能转化成具体、可验证的降温步骤,而不是停留在“接触层面”。而这背后更重要的还是美国在中期选举后会怎样调整其对俄乌冲突的立场。目前尚不得知,特朗普是怎么看两国与普京对话的。
3 瑞士外长要去平壤
瑞士外交部宣布,外长卡西斯将于29日至31日访问朝鲜和韩国。30日,他将出席瑞士驻平壤外交办事处正式重启的仪式,并与朝鲜官员举行政治会谈,议题包括恢复两国外交部间的双边磋商、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及地缘政治问题。随后他转赴首尔会见韩国官员。该办事处19日起已恢复运作,仍隶属瑞士驻华大使馆。2020年3月因疫情停运的瑞士驻朝机构,时隔六年多重新落地平壤。
瑞士这次的节奏显示了突出的“外交姿态”。先把办事处的形式落地,再由外长在现场谈实质议题,本质上就是把沟通渠道重新打开,让双方更容易“接着往下谈”。外媒大多把它解读成一种降低误判、维持对话通道的努力。但目前欧洲的主要担心是,谈得太顺,会不会被理解成给朝鲜“换取更好的国际形象”,让制裁与压力的逻辑被稀释。我的关注点很具体,卡西斯这趟,到底能不能把“恢复磋商”推进到有日期的后续安排,比如下一轮会谈何时开、议题怎么分阶段走;否则就容易变成“仪式性沟通”。
4 IMF画了张全球失业地图
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汇总了对103个国家2026年失业率的预测。总体看,失业水平差异巨大:苏丹最高,达59.5%;南非33.2%。欧洲多国仍承压,芬兰10.2%、西班牙9.8%。中国5.1%、印度5.0%,数字不高,但青年求职竞争更趋激烈——中国2026年预计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印度15至29岁人口约3.67亿、青年失业率16%。报告还提示,2026-2027年即便增长回升,也未必转化为新增岗位,尤其是AI对入门岗位的影响仍不确定。
从就业角度看,这份报告的核心并非“失业率高低”,而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冲突与行业景气下滑,最先吞噬的是脆弱群体;结构性问题又让受影响的人难以迅速转岗,形成持续性失业的风险。青年面对的是“入场门槛”:岗位可能存在,但招聘更偏好能马上上手的人,结果是“找到工作更慢、转正更难”。AI再放大这种错配,效率上去了,入门岗位和可被自动化的工作反而收缩,低失业率的表象下,压力其实更尖锐。说到底,经济回暖不会自动解决结构性矛盾,得靠更精准的技能培训、实习转正和就业服务来对冲。
5 登顶次日,坠落1500米
57岁的德国登山者沃尔夫冈·瓦希奇泽克在尼泊尔阿玛达布拉姆山登顶后遇难。他25日登上海拔6812米的顶峰,当晚宿于约6200米的3号营地。26日清晨,向导离开帐篷几分钟去归还装备,回来时人已不见。当天上午,另一名夏尔巴在约4600米的2号营地附近发现他的遗体,坠落落差约1500米。遗体由直升机运至卢卡,再送加德满都验尸。阿玛达布拉姆以技术难度高、风险大著称。去年10月曾有法国、韩国两名登山者在此罹难;今年7月,著名登山家普尔贾等10人在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的雪崩中遇难。本季有300多名登山者攀登阿玛达布拉姆,这是该山今年的首起死亡。
这种把极高、极难攀登的山登顶视作“游戏”,总会让人联想到富人问题。不在“爱冒险”本身,而在代价与收益的不对等。高额费用把风险转移给向导与救援体系,也把死亡变成“体验”的一部分。更让人担心的是环保后果。高峰攀登人流增加,营地扩张与垃圾累积,可能长期侵蚀脆弱的高山生态。当“成功登顶”被持续包装成炫耀与炫技时,社会很容易忽视,自然不是可以无限复用的背景板,每一次坠落和每一件遗留物,都会在原地留下不可逆的成本。
—— 明天五条,照旧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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