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日耶·珀拉提（女，31岁），因1700元被限高，官方征集财产线索

近日，新疆伊宁县人民法院公布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征集其财产线索，其中一名女子的执行标的总额1700元，引发关注。

有网友提出，为何执行标的总额不高也会被限高？10月28日，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邓刚向南都N视频记者解释，“哪怕标的只有1700元，只要被执行人没有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法院依法有权采取限高措施。”

伊宁县人民法院公布的限高名单

10月27日，伊宁县人民法院公布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其中一名31岁女子的执行标的总额仅1700元。法院公告称，如有发现限制高消费人员财产线索的，请向伊宁县人民法院举报，并公开了举报电话。

此外，相关名单中，另有一名限高的被执行人执行标的总额是3500元，其余被执行人执行标的总额均过万元。

不少网友不解，为何执行标的总额不高也会被限高？对此，10月28日，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邓刚向南都记者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限制高消费没有设置最低执行金额门槛。哪怕标的只有1700元，只要被执行人没有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法院依法有权采取限高措施，这也是大家觉得反差很大的原因。”他称，由于1700元金额不高，一般而言，当事人具备清偿能力，“如果明明有收入、有能力，刻意失联、拒不偿还，法院将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符合法律规定”。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南都N视频记者 杨婷

延伸阅读

45岁老板欠债2000万被限高，11年坚持坐绿皮火车跑生意还债

9月25日是中秋节，当晚7时许，程鑫独自背着背包，在武昌火车站坐绿皮火车去十堰谈生意。

“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输了就要认，错了就要改，欠钱就要还。武汉人做生意，不能不‘讲味口’。”程鑫说这话时，声音拔高了几度。

9月25日中秋，晚7时许，程鑫独自背着背包，坐7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十堰谈生意 记者陈勇 摄

哐当、哐当……列车缓缓启动，沉重的车轮碾过钢轨接缝，把夜震得微微发颤。车窗外，武昌火车站慢慢后退；远处，一轮明月当空。

45岁的程鑫掏出边框磨得掉色的手机，扫了一眼屏幕：9月25日晚7时15分。中秋之夜，本该阖家团圆，他却不得不独自背着背包，坐6个多小时绿皮火车去十堰，跑几单生意。

这趟列车准点到十堰的时间是次日凌晨1时23分。

又是一个难眠夜，程鑫轻轻地摇了摇头。武汉到十堰每天有53趟列车，其中47趟是高铁、动车，最高时速350公里，最快只需1小时57分。因为被“限高”（限制高消费），他只能坐这趟最高时速120公里的K146次快速旅客列车。

这样的绿皮火车，他已经坐了11年。

绿皮车上

借着车窗玻璃的反光，程鑫整理了一下仪容。他的头发已经染了有些日子，发根隐隐透出白色。他把几根翘起来的碎发捋顺，抻平灰色T恤上的褶皱，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

做了20多年生意，注重形象已是刻在程鑫骨子里的习惯，哪怕独自挤绿皮火车也不例外。

此时，车厢里坐满了拎着月饼礼盒、准备回家探亲的旅客。穿着周正的程鑫坐在当中，显得有些突兀。他拉开包，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月饼，就着一瓶橘汁，慢慢吃着，算是过中秋。

“看样子，你也是做生意的吧？”对面一名中年男子主动搭讪。和程鑫一样，他的皮鞋也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浑身透着常年在外跑业务的老板派头。

“是的。”程鑫答道。

“你做么事（武汉方言，意为做什么）生意呀？中秋还出来跑？”

“汽配，想到十堰瞅哈子。”

“十堰不错，‘东风’就是从那里起家的，大有可为。”

“谢您吉言。您呢？”

“搞工程的，到西北看哈子。”

“西部大开发，那边机会多。”

“希望如此。”

“做生意不像以前。现在全部公开招标，老一套不行了。”

“是的，现在是AI时代、流量时代，得换脑筋。”

晚9时许，车至随州，一名上车的旅客过来，指了指中年男子坐着的位子。中年男子立即起身，换到别处。相谈甚欢的两人都心照不宣，没问对方姓名。

程鑫告诉同行的长江日报记者，绿皮火车上像这副打扮的人大多是被“限高”的欠债老板。飞机坐不了、高铁上不去、动车受限，大家只能坐绿皮火车跑生意。下车后，大家各奔东西，前程难料。

“欠着钱还愿意往外跑生意的，都是抱着一线希望，想还清债务从头再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背着一身债、受到种种限制，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资源、精力都跟不上，想翻身谈何容易。”目送对方离去，程鑫有些感慨。

列车每停靠一站，有人拖着行李下车，有人拎着大包、小包上车，车厢里始终满员。

列车长邱世武巡查经过时对记者说，中秋节当天，武汉往十堰方向，铁路部门增发了十余趟绿皮临客。“平时车上多是学生、务工者，也有为生计奔波的欠债老板。中秋节，人人都往家赶，这时还挤车跑生意的不多。”

这趟慢车，载着一群被时间追赶、又被速度拒于门外的人。

程鑫在绿皮火车上

不服输

上车后，程鑫手机里接收的信息没停过，有问产品型号的，有询价的，也有约他面谈的。他一条一条仔细回复，行程安排得满满的。

8月22日，程鑫去西安跑业务，正值暑运高峰，只买到K146次列车站票。上车后，他花35元买了一份盒饭，才换到餐车一个临时座位。从武汉坐高铁最快2小时41分就能到西安，他硬生生坐了将近12个小时。“下车时昏昏沉沉，脚底像踩了棉花。”他形容当时的感受。

那一趟，程鑫到西安见了老友刘老板，又辗转西宁、兰州，认识了好几个新客户。“来回八九天，花了2000多元，接了几万元订单，勉强保本。”事后提起那趟行程，他有点无奈。

回武汉后，程鑫立刻让老父亲召集工人回厂。11年前，汉江边的工厂被查封，员工都散了。现在，有了订单，只能临时凑人。

75岁的老父亲换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喊回4个老伙计，一起到工厂二楼组装车间赶工。

工厂两层楼面积总共1200多平方米。一楼车刨铣车间活少，设备多用纸罩着。墙边码着汽车配件，一旁停着一辆满是划痕的“五菱”面包车，厂里运货全靠它。

程鑫跑完业务回厂查看进度。满头白发的老父亲正带人拿着焊枪，站在10米长的工作台前组装出一批配件。老母亲也在帮忙分拣。

9月7日，安排好生产，程鑫到浙江走访客户。他在义乌、宁波、金华等地转了一大圈，联系了几十个新老客户，24日才回到武汉。只歇了一天，他又直奔十堰。

11年里，程鑫就这样一直坐着绿皮火车跑生意。

谈及过往，作为曾经风光一时的汽车配件厂负责人，程鑫忍不住一声叹息。

他和父亲1992年接手经营一家工厂，主打产品一度是国内市场的拳头产品。

2009年，工厂作为优秀民营企业得到政策扶持。程鑫抓住机遇，贷款600万元扩大生产，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将产品打进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

几年后，工厂摊子越铺越大，资金周转不开，只能靠拆借硬撑。2015年，资金链断裂，负债超过2000万元，117名债权人先后把程鑫告到法院。

一夜之间，程鑫从优秀企业家变成欠债老板。妻子受不了，离他而去。他一时无法接受现实，跑到外地躲债，走投无路时也动过轻生念头，被救回后咬牙决定：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还清欠债。

谈及自己的选择，程鑫说：“一是不服输，二是不想做不讲形象、冇得信用的人。”

“活封”

9月25日深夜12时，17号硬座车厢里的旅客大多熬不住，歪在座位上打盹。离下车还有一个多小时，程鑫点开手机，刷起电视剧《重器》。

这部剧讲述了我国法治建设从蹒跚起步到日趋完善的曲折过程。程鑫说，他特别喜欢这部剧，“要是没有法治托底，我早就撑不下去了”。

11年前，117起案件压在身上，工厂资产被查封，没人敢接盘。就在程鑫走投无路时，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徐文娟向他伸出援手。

徐文娟核查发现，工厂拥有核心技术，有成熟的市场渠道，能持续经营。如果强制执行，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将血本无归。

为维护双方利益，徐文娟启用“活封”模式：资产不得私卖私毁，允许工厂继续生产，每月从营业收入中按比例提钱还债，2020年底还清全部欠款。

于是，程鑫边生产边按约还债。哪怕后来徐文娟离世、执行法官换人，他也没断过还款。

为了加快还款进度，程鑫把名下的债务分门别类处理：

员工欠薪，优先结清；

个人借款，主动沟通，协商还本减息；

银行贷款，按惠企政策申请延期、减免；

程鑫说，到2019年3月，他累计还款39次，共计1120万元；57起债务官司中，46起顺利结案。

眼看就要熬出头，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突然发生，工厂生产直接停摆。那段时间，别说还债，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最难的时候，程鑫去医院打零工、帮社区居民跑代购，硬撑。

就在程鑫再次陷入绝望的时候，减税降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惠企政策接连落地，司法机关也对主动偿债的困难企业多了包容。程鑫又一次从谷底被拉回来。

事后，同行都说程鑫太幸运，两次摔倒，两次被救起。

程鑫算了一笔账：截至今年9月，他和九成以上债权人达成和解，相关诉讼陆续撤诉，债权人从最初的百余人减到现在的十余人。“我还欠600多万元，其中400万元对应3套房产抵押，争取再拼几年还清全部债务，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失信人”？

9月26日凌晨1时许，程鑫在十堰站下车，打车10公里，在十堰汽配城附近找了一家小旅社，倒头就睡。

当日上午9时，商铺陆续开门。程鑫吃了一碗襄阳牛肉面，掏出手机边往十堰汽配城走边联系客户峰总。

两人合作了十多年。峰总看着程鑫从行业“龙头”位置摔倒，又一路跌跌撞撞爬起来。峰总说，对于程鑫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他十分佩服。“程老板做事特别拼，为了抢时间，总是白天跑客户、晚上赶火车。”

“上次他来十堰，下午和我见面时已见过6个客户。我留他吃晚饭，他说还要赶两家。在每个客户那里，他都要对账、催款、听意见，忙得脚不沾地。”峰总说，“做生意，谁都会摔跟头，连胖东来早年也有过低谷。对于摔了跟头还愿意爬起来还债的人，社会应该更加宽容。”

当晚7时10分，跑完最后一个客户，程鑫立刻打车去十堰站，赶晚上7时47分发车的K644次绿皮火车回武汉。

一路小跑进站，赶在检票口关闭的最后一刻，冲上站台，气喘吁吁的程鑫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武汉的家里人打来电话，问程鑫几点钟到。“2时08分到。”简单回复后，他挂了电话。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除了家人，几乎全是生意伙伴。

欠债后尝尽人情冷暖，程鑫把无关的社交都断了，一门心思扑在生意上。他的手机号码20多年没更换，就怕客户找不到他。

程鑫一直不喜欢身上的“失信人”标签。他说：“我只是做生意失败欠了钱，11年从没停过还债、从没想过赖账，怎么就成了‘失信人’？”

这次来十堰前，程鑫刚和债权人丁友珍签下和解协议：对方减免了部分诉讼标的，他分期偿还10万元本金。此前，丁友珍曾3次起诉他。“还了十几年债，他不容易。我能体谅他，希望他这次能分期还清钱款。”丁友珍对记者说。

事后，程鑫主动联系办案法院，希望对照账单把欠款一笔一笔全部结清。

“武汉有句话叫‘敢为人先’，做企业就要敢打敢拼。你不抢市场，别人就会抢，只争朝夕。”谈起企业发展，已到中年的程鑫眼里满是光。

程鑫承认，当年，工厂快速扩张战略是他拍的板，向银行借款扩大生产也是他的主意。他说，他不后悔，当时效果立竿见影，销售额直接翻番，市场从武汉铺到全国、铺到海外。

在复盘时，程鑫坚持认为，从战略上看，当年的决策没有错，只是步子迈得太大，资金、管理没跟上，最后“打瓦了”（武汉方言，意为走下坡路）。

“输了就要认，错了就要改，欠钱就要还。武汉人做生意，不能不‘讲味口’。”程鑫说这话时，声音拔高了几度。

一票否决

被“限高”后，当事人除了不能乘坐飞机、高铁，还有多达20余项联合惩戒措施。最让程鑫感到棘手的是，营业执照没法正常年审。大企业公开招标，资质这关会直接被卡死。

2020年底，一个汽车集团招标几百万元汽配项目，程鑫最终因资质问题出局。

程鑫只能调整思路，通过之前的一些老客户，接二包、三包小项目，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谈，薄利多销、聚沙成塔。

程鑫说，还债的这11年里，其中的艰难，他无法对外人言说。“受尽白眼和奚落都不算什么，就说坐绿皮火车跑业务这件事，时间全耗在路上。还有公开招标资格被‘一票否决’，向上的路直接被堵死。‘限高’措施的初衷是打击恶意脱逃债务行为。对于其中愿意还债的人，能否给他们更多出路？”

记者就此咨询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湖北省行政执法监督员申来津。

申来津认为，“限高”措施的初衷是打击有钱不还的恶意逃废债者，绝非为难有还款意愿、暂缺一次性履行能力的经营者。

他说，当前“一刀切”问题并非立法偏差，而是个案执行尺度未细化。“限高”原为督促还债，却让负债老板挤绿皮火车跑业务，耗费大量精力仍难拿订单，容易陷入越“限”越难还债的死循环。

申来津表示，破解这一困局，要区分享乐型高消费和跑订单的必要经营出行，给主动偿债的经营者开放临时申请高铁二等座的通道，其余高消费限制仍严格保留。同时，要按还债进度动态调整惩戒强度，不直接“一票否决”“限高”企业的政府采购、国企招标资格，不堵死其核心营业收入路径。

他认为，还要打通破产重整路径，在法院主导下，让有核心技术、尚能经营的负债工厂与债权人敲定统一还债方案，避免单独查封打乱生产，最终实现严打恶意逃废债、给诚信还债的困境经营者留出重生空间的目标。

9月26日晚7时47分，K644次列车缓缓驶离十堰站。带着两份新订单，程鑫踏上返程之路。

车窗外，夜色正浓。程鑫坐回硬座，闭上眼。6个多小时后，这趟绿皮火车将又一次驶入武昌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