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巫者，一个当代蒙古萨满的日与夜

来自遥远乌兰巴托的青年萨满巴特曾格勒（Батцэнгэл）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白天，他是一位赛车改装师，当夜幕降临，他成为一名萨满法师。

在婆罗门教文献中曾区分过两种异质的时间——圣时与俗时。神圣时间是诸神的模态，与永恒共存；世俗时间是人类的模态，与死亡并行。如何从当下进入永恒，是众多信仰持续探寻的母题，这位32岁的蒙古萨满不准备谈论过于宏大的议题，只是淡淡说，“有人之所以可以快速走完一段路，是因为他们对山川河流熟记于心，由此就能顺利抵达目的地。”

NOWNESS#地方肖像#系列最新短片《身非我有》正式上线，当「古老悠久的入迷术」和「机械操作的汽修师」合二为一，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萨满青年在日常生活里的欢笑、成长与困惑，也隐隐瞥见东北亚民族在漫长历史所积蓄的文化智慧与灵性经验是如何在这片土地深深扎根并传承。

乌兰巴托的夏天总是短暂而温暖。

在城郊沙尔哈德（Шархад）棚户区某个汽修厂已被上了锁，32岁的巴特曾格勒不久前刚刚将这间小小的车库转手卖给政府。不久之后，此地即将成为这座城市着力打造的新住宅地标——

据「蒙研社」媒体转载报道：“蒙古国政府计划2025-2028年新增超1.2万套住房解决教师医生居住问题。在亚洲开发银行资助下实施的项目框架内，巴彦呼舒（Баянхошуу）和沙尔哈德（Шархад）将分别有110套住房投入使用……未来三年，共计12619套住房将投入使用。”

这片位于乌兰巴托东北处棚户区曾是巴特曾格勒童年的天堂。3岁时，他随父母搬到这里，在绿色山丘上，可以眺望远方的乌兰巴托城市高楼。河流在10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常和小朋友们一起翻越山丘，在夏日的河水中尽情游泳、玩耍。

13岁时，厄运降临。他开始频繁受伤骨折，但又能很快恢复，“那时候我常踢足球。腿断过，胳膊断过，肋骨也断过。要在我身上找一根完好的骨头，真挺难的。骨折特别多，可又好得特别快”。15岁时，他被父母送往蒙古国家马戏团，表演平衡节目。一年后，在即将出国表演前夕，他浑身发黄被送往医院，查出患上黄疸。

与此同时，一些微妙但神秘的巧合接连发生。巴特曾格勒的母亲央金勒哈木·杜拉木苏伦（Янжинлхам Дуламсүрэн）直到如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微小的神谕时刻，“我儿子大概在12、13岁时开始出现征兆。有时我们一起走着走着他会说，‘拐过这个弯，哥哥就会迎面走过来’，我以为他开玩笑，结果一转头就迎面碰上；或者他会说：‘妈妈，今天会有特别高兴的事发生’，之后朋友就突然来访。他当时动不动就会摔伤、骨折，甚至连胸口也受伤，那时候真的很煎熬。”

神通总是具有某种共通性。《百年孤独》里的奥蕾莉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曾在孩童时期，预言了那个未来即将藏在暗夜吃土、引发全村失眠症爆发的神秘养妹丽贝卡的到来，但这毕竟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在真正的现实世界里，这样的预言与病痛，也隐含着这个孩子的未来并不寻常。央金勒哈木回忆道，“虽然我们大致知道萨满教，但压根没想过这事会落到自己头上”。

萨满一词源自西伯利亚满洲-通古斯族语saman，指从事萨满技术的萨满师。在通古斯族语saman一字中，sa意指知道（to know），而saman按文字表面意义来说就是「知者」。

作为一名可以沟通万物的「知者」，要接收翁衮（祖灵）指引、习得萨满技能与神秘咒语、记诵神灵名称与职司、熟识氏族神话与宗谱，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理论学习与实践之旅。

“刚开始头五年，吟诵的都是师父传下来的神歌，（萨满咒语）有着古老的词汇，是一种修辞非常华丽的东西。把神歌和鼓声配合在一起吟唱时，连旁边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激动和喜悦。天赋异禀、注定要成为萨满的人，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学，当他拿起法鼓和口弦琴的时候，就像是天生就会一样。”

在蒙古，祭火是当地最为古老传统习俗之一，源于萨满教对火神的崇拜。火被视为纯洁的象征，具有驱逐妖魔、医治疾病、赐福的神力，炉灶则象征家族保护神与兴旺之源。祭火按祭祀频率可分为日火（额都仁嘎勒）、月火（萨仁嘎勒）和年火（吉嫩嘎勒），其中年火祭祀最为隆重。

学者富育光曾记载了蒙古火祭时的盛大场面，“公祭时，全部落人都参加，黄昏后聚集山前，将蒙古包设在圣山附近。由萨满主持祭祀仪式，点燃九堆篝火，萨满手持神鼓，口念神词，向圣山泼洒三碗奶酒，并宰杀黑马祭祀。”

怎样的人才能承担如此神圣而重大的职责？

巴特曾格勒的解释让那个在篝火旁旋转、呢喃祝祷的神秘萨满形象变得生动具体——祭祀者并非如火般热烈奔放，相反，必须沉稳而冷静，“有人来请求祭火，那就得由拥有火之翁衮(祖灵)或火之神灵的人来进行祭火。那个人必须生活圆满，手脚健全，手指完整，孩子们健康平安。性格不能暴躁，要沉稳，否则，如果一会儿发脾气，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笑又咳嗽的人，在萨满规矩里是不能主持祭火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样会让火变得狂暴。”

这是一种跳脱知识结构的再认识，饱含生活经验与具体感受，而累积经验的过程，也是对这位年轻萨满的再塑造。

他曾在一开始迷茫过，家中只有母亲对他支持并理解，“家里人中只有我妈接受，我爸就不怎么理解。那时候家里有一些冲突，我也经历了一年多迷茫状态”；也需要在更多时刻独自承受寂寞，守戒、学习、钻研，“朋友们外出游玩，我只能一个人在这里不断练习”；他不断从前辈经验中领悟真正的萨满是怎样的，他收藏了很多有关蒙古萨满的古老影像，其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萨满在暴风雪中完成仪式的场景，“数九寒天，过了一个多小时，那个人反而越跳越有力。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他和神灵有了完美契合，那种（神秘）特质才能显现出来。”

在巴特曾格勒的身上有一种复杂的两面性，既有世俗的亲切，又有神圣的悠然，它们奇异但也和谐统一在这个草原青年身上，

他的时间被如此分割为两个界面——白天，他在汽修厂工作，对于车的热爱源于幼时，曾格勒的父亲在奥尤陶勒盖矿场工作时，曾把年幼的曾格勒抱在怀里，让他把着方向盘试着学开车；夜幕降临，当有仪式举行或祈问者前来，他会安静下来，当天只吃简单流食，保持身体洁净，转换到另一种出神的状态里。

身体作为实体存在是具体的，它投身于何处，何处就会生发出意义，团队在当地拍摄时，导演说：“无论是什么驱动都需要完全的投入。一边是日常生活，他时常在车库连住好几天，在那里吃住，全身心扑在上面；另一边有关信仰，身体在某些时刻被神灵占据，需要全神贯注。这两者都意味着废寝忘食和全然投入，代表着不同方向却同样专注的入迷。”

蒙古电影《风之城》里，讲述了乌兰巴托一个青年萨满的生活，他为困惑的人们解答问题、预言凶吉，但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情感萌动，在与女主人公一同去往夜店蹦迪后，他发现自己作为萨满的灵力正在变弱。

流行文化与传统信仰之间到底要如何找到某种平衡？

“每年夏天都有很多来自欧洲的剧组前来拍摄，因为蒙古每年夏天都有萨满大会，从某种层面上，萨满文化好像变成了流行文化和当地文旅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当地年轻人普遍也能将萨满人格和生活中的角色分得很清，就像巴特曾格勒，在我们拍摄仪式那天，他一开始还和摄制组伙伴一起打扑克，笑得很热闹，到了时间，他又变成另一个人。”

拍摄仪式场景前后几天，乌兰巴托一直在下雨，我们问巴特曾格勒，“哪天拍摄比较好？”巴特曾格勒回答说，“我回去看一下。”

之后，他们按照巴特曾格勒选定的时间驾着车，穿过乌兰巴托堵车严重的市内区域，往城郊方向开去。那天车程依然漫长，下了公路又上小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森林、山地与草原交叠的绿色景观映入眼帘，乌兰巴托的夏天万物繁盛。

此时，夕阳正缓缓落下，而那天，确实没有下一滴雨。

“为什么要来拍摄一位真正的萨满？”

曾入围NOWNESS第四届天才计划导演的姜晓萱，是第一次拍摄有关“萨满”的题材。她刚到乌兰巴托当天，因骤然降温而冻得瑟瑟发抖，她被巴特曾格勒一家热情地迎接进家，感受到萨满神性之外的温暖与日常。

拍摄过程中，除了持续记录巴特曾格勒以外，她也采访了曾格勒的母亲，她谈到那位蒙古母亲对于儿子的支持，在重大决定降临时所需要付出的勇气，“那一刻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谁，都需要母亲的关怀和支持，即便你是一个萨满。”

以下是我们与姜晓萱导演的对话。

NOWNESS：在巴特曾格勒的身上，既有作为萨满的一面，也有作为普通蒙古青年的一面，这种差异在具体拍摄中会对您产生什么影响吗？

姜晓萱：他相对来说更年轻，身上有纹身，会抽电子烟，戴着时下流行、代表着街头文化的黑色头巾，我看到不少乌兰巴托的年轻人都会戴着，当时觉得蛮有趣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传统的萨满，没有过多的商业化，不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也不接受过多的来访者。

所以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奇异的两面性。

在拍修车或赛车的时候，如果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镜头，我会直接问他：“这样行不行？”或者“我想要这样的一个镜头可以吗？”我会像一个导演那样去跟他提要求；但当他作为萨满时，在什么时候举行仪式、选在什么地方？我和团队基本上就会完全尊重被拍摄对象，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不会让自己作为导演的存在感变得那么大，这也是对当地信仰与文化的尊重。

NOWNESS：除了巴特曾格勒，您还采访了他的母亲。这位蒙古母亲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姜晓萱：巴特曾格勒所讲述的主要是他的知识领域范围之内的东西，但是他妈妈的只言片语就能让人很有画面感。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即便亲戚里有萨满，当自己的孩子要成为萨满时，母亲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一路支持他，陪着他去读那些书、去做研究、去找老师。

在他妈妈讲述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谁、要做什么，母亲的爱和关怀是无可替代的，即便你是一个萨满，也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可能只看到他作为萨满有能力的那一面，但是从来没想到他在刚接触这个领域的那几年里，有那么多的困难是他妈妈陪伴他走下来的。

NOWNESS：在这个短片中，车似乎重新拥有了马的某种象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代性对于蒙古本土的影响？

姜晓萱：不管是在骑马还是在开车，其实都是一种主体性的表现。为什么要骑马？因为要去很远的地方，要看自己的牛羊，还要去更远的地方去丈量世界。开车也一样，它只是现代变迁里一个更方便的交通工具，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某种主体性。

采访中，巴特曾格勒提到自己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开车，他的父亲是蒙古最大矿场里开车的司机，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把他抱到驾驶座、让他把着方向盘，他当时的脚都踩不到刹车，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刻。他还提到，自己青春期时还偷偷把他爸的车开出去，包括现在每年夏天他也会开车去到很远的地方参加比赛，也会回后杭爱省老家或是去大自然做仪式。我认为，车在这个环境之中，它依然是那个最原始的、承托着我们想要去往远方的载体。

NOWNESS：此次在乌兰巴托当地拍摄，面临了哪些实际困难？

姜晓萱：最大的困难是乌兰巴托太堵车了，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完全是未知数，可能一天要在车上堵三四个小时才能拍摄。另外一个困难是一些实际操作的困难，比如说担心萨满本人在仪式时难以配合镜头和收音，我也不能像要求演员那样去要求他反反复复、再来一遍。

我们为什么来拍摄一位真正的萨满，而不是去拍蒙古夏日的萨满大会？如果是后者，我肯定会有很多非常漂亮、各种角度的素材，但我们没有那样选择，所以我需要接受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而随机的，既不能表演，也无法重来，这样的不确定性是纪录片才会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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