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携3万军费离奇失踪，80多年过去了仍去向成谜

1938年2月，华北战场的抗战环境岌岌可危。介休、孝义、隰县、军渡等地接连失守。

而在这个紧要当口，八路军内部却发生了一桩离奇大案——即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失踪悬案。

彼时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在照例参加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部会议，领取了115师的6万法币军费之后，将军费一分为二，一半3万元由警卫员带回，自己却和另一半经费3万元离奇失踪。

而对于周昆的失踪，作为此次事件的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时任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的描述是：周昆交给警卫员一个挎包，并嘱咐他警卫员挎包里是重要文件，让警卫员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即王秉璋）”。而且王秉璋打开挎包之后发现挎包里是3万元法币另附周昆所写信一封。信内容为“共领取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警卫员带回，望查收”。

这些形式要件齐全(人不见了，军费没了一半，又有字条自认），也成为了证明周昆“携款潜逃、脱队叛变”的最直接证据。

加之，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事.

周昆之前曾与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参谋处长彭雪枫、高级参谋边章五等人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参谋长会议。在武汉他见到了国民党高参住公馆、坐汽车、有小老婆，而自己一个参谋长却连坐黄包车的钱都紧，心里很不平衡。

而在临汾周昆向彭德怀、左权参谋长汇报会议情况时，表现出了对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奢靡的生活的艳羡。

彭德怀何种脾气，什么党性？彭德怀听了周昆的话，立刻严肃的批评了周昆说到“你所羡慕的，正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根本立场不同，这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做共产党人，正该以艰苦为光荣；不然，我们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左权也表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军阀摆谱，不能拿房子车子比。

然而对于彭德怀的批评，周昆并不服气，还是嘟囔“我随口说说，至于上纲上线吗”彭老总火气上来，拍桌痛骂——共产党人要是比这个，趁早别干！此事也被彭老总上报给红军总部和朱老总。

本来就已经形式要件齐全，再加上这件刚发生不久思想动摇的铁事实，当时组织为了维护战时纪律，周昆的失踪案件也被按“携款潜逃、脱队叛变”处理。而后面很多军史和党史的多部资料也采纳了这一战时纪律定性。但有一说一，这只是“组织处分定性”，并不是“查清事实后的结论”。

作为为我军史上下落不明级别最高的军官，周昆如果是携款潜逃，那么他获利可太小了，这其中的破绽不要太多。

不得不承认的是，1938年的法币还没有崩，它的购买力也确实非常强。在当时，100元法币大约能购买两头牛，十余斤大米，当时八路军师长的月薪约5元，3万元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房子、车子、女人这些私欲，确实能满足。可是1938年法币已经不能自由兑换。

而且把3万当成一个老革命的人生目标，就太小了，因为如此一来，他丢的就不是“3万块”，而是整个政治生命+历史定位。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毛泽东重视/林彪欣赏的老红军将领，要是能活到1955年大授衔，上将起步，大将军衔未尝不能冲。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携款投国民党（空手投都行，国民党求之不得），他这个等级也会有更多钱，职位哪怕是虚职，也会只高不低。而且即便是千金买马骨，如果投了国民党他也会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重视，被大肆宣传。毕竟舆论需要。可是在国民党内部从未发现过周昆的身影。

再极端点推测，投靠了日寇，当汉奸，日寇也会求之不得。但纵观周昆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之中，从未有过反革命的行为，更没有叛变民族和国家的丝毫迹象。而且日寇记录伪军档案中也从未提及。

还有一点，当时晋南日伪、晋绥军、土匪、溃兵、特务全在交叉地带，携款潜逃的行为成本太高了，潜逃风险远大于收益。3万元揣着，就是一个靶子。而且军费分成两下送回并写信为凭证，这才是一个成熟将领，面对高风险应该采取的手段。真为钱，不该也不会只拿一半；真为享受，也不该选最危险最穷的落地方式。

对于周昆失踪一案，我军是极为重视的，在解放之后，组织更是在周昆的家乡——湖南平江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调查。

以当时党组织直接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强大控制力以及周昆的知名度，都并未发现周昆的痕迹（隐姓埋名自然也不可能）。

至于周昆失踪，有些人说会不会携款逃往香港、去了外国等等，这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想过上富豪生活，咱们有钱是不够的，他得需要权势。在当时的中国，身处战乱之中，他又要怎么经过华北、华东、华南，最终到达香港或者是出国呢？且即便是成型了，这也是一笔不小得财富会浮出水面。

我们把镜头拉回到1938年2月，周坤消失的那一刻，就会发现，其实当时的晋南几乎是成为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一如我们前文所说日伪、晋绥军、土匪、溃兵、特务都在。

所以周昆失踪案，更大的可能就是回军途中遇散兵土匪图财害命，而山西地形复杂又难找尸体。

不过真相到如何，只能期待有新的证据出现，能解开这桩距今已经八十余年的悬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