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9年前后，江南一处乡镇里，差役和士绅挨户询问户口。来人说是在筹办自治，村民却先把门关紧了：这番登记究竟为了选举，还是为了查财产、添税额？一场新政落到乡间，往往先遇到的不是赞成或反对，而是疑心。
清末地方自治，正是在这样的基层土壤上起步。朝廷希望借此为预备立宪打基础，也想让地方事务有章可循。可“自治”二字听来新鲜，具体如何办、由谁来办、百姓能不能作主，各地并没有现成经验。
当时的治理格局，县以上有官府，县以下则多由宗族、乡绅和地方习惯维系日常秩序。所谓“皇权不下县”，并不是说官府对乡村毫无影响，而是县衙人手有限，许多基层事务得靠地方中间人协调。清政府要把自治机构建到城镇乡，等于把原本松散的社会关系纳入一套新制度。
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城镇乡自治列为地方自治的起步环节。制度设计里，城镇先行，乡村随后。但政令到了地方，速度并不一致。有的省份压缩办理期限，有的只在交通较便、经济较活跃的地区试办。纸面章程统一，实际进程却受人力、经费和地方情形牵制。
难处不止在于设机构。自治需要懂章程、会办事的人，于是各省陆续开办自治研究机构，选派士绅学习，再回乡宣讲。地方也设自治局、筹办处，商议区域划分、选民资格和选举办法。看起来程序齐备，真正落地时却处处牵涉利益。
区域划得大还是小，关系到哪些村镇归谁管，也关系到资源和影响力如何分配。士绅之间难免有争执。选民资格更复杂，自治并非人人都能参加投票，财产、身份等条件都会影响资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所谓“有投票权”，并不等于家家户户都能进入选民名册。
户口调查尤其容易引发误会。过去征粮、征税、摊派常与人口和财产登记相连，突然有人来问家里几口人、田产多少，乡民自然会往旧经验上想。官员解释得再清楚，也未必能立刻消除疑虑。不得不说，制度要获得信任，靠的不是章程上的几句话，而是百姓能否看见实际变化。
自治机构中的乡绅，原本熟悉地方情形，也常替乡民调停纠纷、向官府说情。新机构成立后，他们被推到管理位置上，身份随之改变。在百姓眼里，过去是能替大家说话的人，如今却可能成了催办公事、执行章程的人。位置一变，旧有威望便未必照旧有效。
这也是清末基层自治颇为棘手的一面。官府需要乡绅协助，乡绅要维持地方秩序，百姓却担心新机构带来更多负担。三方各有盘算，彼此又缺少稳定的信任。制度本想打通官民之间的渠道，结果有些地方反倒让矛盾露得更明显。
1909年至1911年武昌起义前，地方上发生过冲击自治机构及士绅住宅的风潮。相关研究记载的案例有数十起，常被提及的统计超过六十起。各地缘由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归为一种情形，但足以说明，自治并非挂牌、选举便能顺利运行。若民众把机构看成新的征派入口，选举就很难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可靠途径。
清末这场尝试，既有制度转型的雄心，也受限于时局、经费和基层社会的承受能力。它把县以下的治理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官府管得有限，乡绅能否代表乡民，百姓又凭什么相信新规矩？这些问题没有因章程颁布而自动解决。对当时的普通人而言，投票不是抽象的权利，而是与身份、负担和地方权力紧紧相连的一件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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